大年初一的早上，和姑姑一家道别之后，我们踏上了返回山里的路途。
回到那三间窑洞，刚一进门，王阿姨就从包里拿出来一个红包，满脸笑容地递给我。
我正想开口推辞，我爸却突然拦住了我，说道：“阿姨给你的红包，你就收下吧，这也是她的一片心意。”
王阿姨也在一旁附和道：“是啊，大过年的，就是图个开心嘛。你要是不收，阿姨会觉得你心里不认可阿姨呢。”
既然他们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再拒绝，只好道了声谢，收下了红包。摸着手里的红包感觉挺厚实的，应该是一千块钱。
午饭过后，我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就开始在群里玩扫雷红包。正当我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我爸走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带到了房间外面。
“别整天就知道玩这个，这就跟赌博没什么区别，偶尔玩一下就行了，别太沉迷了。”爸爸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我心里有些不情愿，但又不好违背他的意思，只好不情不愿地把手机装进了口袋里。然后，我走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看起了春晚的重播。
就这样在家里无聊的待了整整一天。
之后的大年初二到初五都是我爸带着我和王阿姨去他的亲戚家里面拜年，一家亲戚，一待就是大半天，同样的介绍，同样的问话，大致相同的饭菜，在这些亲戚家里也收下了几个红包，但大多都是两百三百的。我爸也给每一个亲戚家的小孩给了红包。但对于我来说很是无聊，搞的我很想立刻就回西市。
也许是我爸察觉到了我脸上流露出的些许不耐，亦或是王阿姨也和我一样心有戚戚焉，总之，就在大年初六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棂上时，我爸突然对我说：“宇航，你用手机看一下回西市的火车票吧。”
我闻言如蒙大赦，急忙抓起手机，点开购票软件，迅速浏览起来。果然，当晚就有一趟回西市的列车，而且还有几张硬卧的余票。虽然这些硬卧不在同一车厢，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我甚至都没有去征求我爸的意见，便毫不犹豫地点击了订票按钮。
订票成功后，我长舒一口气，然后转头对我爸和王阿姨说道：“今晚 11 点多的火车，我买的是硬卧票，睡一觉，早上 6 点就到西市啦。”
听到我已经买好票，我爸似乎也松了一口气，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紧接着，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姑父的电话，让姑父晚上送我们去火车站。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大家齐心协力，将行李整理好，一切准备就绪。
没过多久，姑父的车就停在了家门口。他热情地和我们打过招呼后，便帮着把行李搬上车，然后驾车直奔火车站。
随着车辆缓缓驶出村子，我望着带有泥土的乡间小路和错落有致的窑洞，没有产生一丝的留恋。
到火车站的时候也才9点多，还要等上两个小时才能坐上火车。看着已经晚上的火车站依然人潮涌动，有很多还都带着满满一蛇皮袋子的行李在地上躺着睡觉，我知道这些人都是要出发前往各个城市的工地上，去干苦力工作的，为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却没有一个人能记住他们的名字跟模样。
我正感慨着，突然听到一阵争吵声。一个农民工模样的大叔和工作人员起了争执，原来是大叔的蛇皮袋太大，超出了规定尺寸，不让带上车。
大叔急得满脸通红，声音带着哭腔：“这都是我一年的家当，我就靠这些去城里找活干，不能扔啊。”
周围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有几个看着大叔可怜的模样也跟着给工作人员替大叔说着好话，最后好说歹说，工作人员终于同意让大叔把蛇皮袋带上车，但要补点费用。大叔千恩万谢，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钱付了费用。
终于等到了11点，坐上火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到早上6点20分抵达了西市火车站。
出站后，我们便排队等待611路公交车的到来，准备先到制药厂十字再倒车回家。
这一站是611路公交车的起点站，站台上人头攒动，人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起，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我提前就从钱包里把公交卡取了出来，准备等会儿上车后直接刷三次，然后顺手把钱包塞进了衣服口袋里。
公交车缓缓驶进站，车门打开的瞬间，人群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向车门。我被挤在人群中间，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车。上车后，我赶紧刷卡，然后因为车内实在太拥挤，我就暂时把公交卡拿在手上，没有放回钱包里。
过了几站后，车上的人稍微少了一些，我这才想起要把公交卡放回钱包里。我习惯性地摸了摸上衣口袋，却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慌了神。我在车厢里四处寻找，询问周围的乘客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但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
我心急如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无奈之下，只能和我爸还有王阿姨在下一站下车，前往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在派出所里，我详细地向警察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并提供了一些可能有用的线索。警察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笔录，最后告诉我回家等消息，如果抓到小偷会联系我，但钱估计是拿不回来了。
我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派出所，心里充满了懊恼和无奈。这个钱包里面可是装着在陕北老家收到的两千多块钱红包，还有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现在也只能自认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