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的第十四天，苏清越终于获准在病房里使用笔记本电脑——限时半小时，且必须有家人在场监督。
周维把电脑支在病床桌板上，像布置一个危险的实验：“说好了，只看工作邮件，不回复，不写材料。心率超过110就立刻关机。”
“知道。”苏清越的手指已经悬在触摸板上。
邮箱一登录，未读邮件像开闸的洪水般涌出。她快速扫视标题：专案组进度汇报、案件线索汇总、协查请求、还有……几封匿名威胁信，系统自动归类到垃圾箱。
她先点开李文涛的邮件：
“清越，棉纺厂改制案已对21人采取强制措施，追缴赃款8700余万。宋建国转为污点证人，供述涉及省政协副主席王某的线索正在核查。你安心养病，勿念。”
追缴八千七百万。苏清越盯着这个数字。十年前，棉纺厂资产评估作价一点二亿“改制”，实际价值超过两亿。八千七百万，还不到流失的一半。
但她知道，这已经是重大突破。那些钱早已被挥霍、转移、洗白，能追回这些，意味着有人的境外账户被冻结，有人的房产被查封，有人的好日子到头了。
下一封是陈卫国的：
“清越，刘玉芬维权基金挪用案已移送司法，王强等人认罪。但我们在审计中发现，基金账户在2018年曾有一笔五十万的异常支出，收款方是‘东州文化促进会’。该会会长是赵立民的堂弟。是否并案调查？”
赵立民。又是这个名字。
苏清越回复了这封邮件——这是她半个月来第一次碰工作，只打了三个字：“查到底。”
刚要关掉邮箱，一封新邮件跳进来。发件人是“知情人”，标题：“关于周怀远书记十年前被诬告的补充证据”。
她的手停在半空。
周维注意到她的异样，探头看屏幕：“怎么了？”
“没什么。”苏清越迅速关掉邮件，“时间到了，我休息。”
她把电脑推给周维，躺回枕头，闭上眼睛。但那个标题像烧红的铁，烙在脑海里。
关于父亲被诬告的证据……
十年前，父亲因为坚持调查棉纺厂改制问题，被人举报“收受下岗工人贿赂三万元”。虽然最终查无实据，但调查期间他被调离关键岗位，案件也被搁置。那是父亲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心病的开始。
如果真有证据能证明那是诬告……
“清越，你心率到105了。”周维看着监护仪，“在想什么？”
“想我爸。”苏清越睁开眼，“周维，你去问问医生，我爸那边今天怎么样。”
“妈刚才发信息说，爸能眨眼回应了，手也能抬起来。”周维握住她的手，“医生说这是显着进步，可能很快就能说话。”
“那就好。”苏清越重新闭上眼睛。
等周维去打开水时，她重新拿过电脑，点开那封邮件。
内容很简单：
“周书记收受贿赂的举报信原件，以及笔迹鉴定报告，在我手里。举报信上的签名是伪造的，鉴定可证。想要，今晚十点，医院后花园第三张长椅。一个人来。”
没有落款。
苏清越盯着屏幕。陷阱，毫无疑问。但她无法拒绝。
父亲背着这个污名十年。十年间，他从雷厉风行的纪委副书记，变成谨小慎微的闲职干部；从敢拍桌子骂人的铁面判官，变成见谁都微笑的老好人。她见过父亲深夜独坐书房的背影，见过他抚摸那些泛黄案卷时眼里的不甘。
如果真有证据能洗清……
她看了眼时间，晚上七点四十。
周维提着热水瓶回来时，苏清越已经关掉电脑，正在看病房里的电视——本地新闻在报道棉纺厂改制案的进展，画面里，曾经风光无限的官员们戴着手铐被押上警车。
“这些人，爸当年就想抓。”她轻声说。
“现在抓也不晚。”周维倒了一杯水给她，“清越，等爸醒了，看到这些人落网，一定会高兴。”
“嗯。”
晚上九点，护士来查房，测了体温血压，嘱咐早点休息。九点半，周维在陪护床上躺下，很快就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他太累了。
苏清越静静躺着，听着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九点五十，她轻轻拔掉手背上的输液针——动作很慢，避免触发报警。血珠渗出来，她用纸巾按住。
然后，她掀开被子，赤脚下床。手术伤口还在疼，每走一步都像有针在扎胸口。但她咬牙忍着，慢慢挪到门口。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的灯光亮着。她避开值班护士的视线，从消防通道下楼。
十月的夜风已经有些凉了。苏清越只穿着病号服，在风里打了个寒颤。医院后花园空荡荡的，路灯把树木的影子拉得很长。
第三张长椅在池塘边。她走过去，坐下。
等待。
十点零五分，一个身影从树后走出来。中等身材，穿着深色夹克，戴着口罩。
“东西呢？”苏清越直接问。
来人递过一个文件袋。苏清越接过，借着路灯的光打开——里面确实是举报信的复印件，还有一份笔迹鉴定报告，结论是“签名与周怀远本人笔迹不符，系伪造”。
“原件呢？”
“在我手里。”对方的声音很低，“但我不能给你。只能给你看这些复印件。”
“为什么？”
“因为原件一旦公开，会牵扯出更多人。”对方顿了顿，“当年伪造签名的人，现在已经身居高位。他如果倒了，很多人会受牵连。”
苏清越盯着他：“你是谁？”
“一个良心不安的人。”对方说，“当年我参与了这件事。我只是个小科员，按照领导指示，在举报信上模仿了周书记的签名。我不知道会闹那么大……这些年，我一直做噩梦。”
“哪个领导？”
对方犹豫了几秒：“赵立民。当时他是区委书记，棉纺厂改制是他主导的。周书记要查，他就想办法把周书记弄走。”
“证据呢？”
“我有录音。”对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当年赵立民交代我做事时的谈话录音。但我只录了后半段，前半段没录上。”
苏清越接过U盘：“条件是什么？”
“保护我。”对方摘下口罩，露出一张苍老的脸，五十多岁，眼袋很重，“我现在在市档案馆工作，普通科员。如果这件事曝光，我会丢工作，还可能坐牢。我女儿刚考上公务员，不能受影响。”
“如果你配合调查，我可以申请对你从轻处理。”
“不够。”对方摇头，“我要豁免。保证我不被追究，保证我女儿的工作不受影响。”
苏清越沉默。这不是她能承诺的。但这份证据太重要了。
“我需要请示上级。”
“那等你请示完再来找我。”对方伸手要拿回U盘。
苏清越握紧：“我怎么再联系你？”
“不用联系我。如果上级同意我的条件，明天同一时间，还在这里，我把原件带来。”对方重新戴上口罩，“苏委员，你父亲是个好人。当年我们都觉得对不起他，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说完，他转身快步离开，消失在树影里。
苏清越握着U盘和文件袋，在原地坐了很久。夜风吹过池塘，水面泛起涟漪。
她知道该怎么做——把证据交给组织，启动调查程序。但她也知道，一旦启动，这个自首的人很可能保不住工作，他女儿的前途也会受影响。
公平和人情，有时候不能两全。
她慢慢起身，往回走。伤口疼得更厉害了，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回到病房楼时，她看见周维站在消防通道口，脸色铁青。
“你去哪儿了？”他的声音在发抖，“护士说你拔了针头跑了，监护仪报警……我以为你……”
“我没事。”苏清越靠在他身上，“扶我回去。”
回到病房，重新接上监护仪，护士来重新扎针。周维一直沉默地看着，直到护士离开，他才开口：“你知道你刚才心率到多少吗？140！医生说了，你不能再受刺激！”
“周维，我拿到证据了。”苏清越把文件袋递给他，“能证明爸清白的证据。”
周维愣了一下，接过文件袋。看完后，他抬起头，眼神复杂：“所以你才冒险出去？”
“我必须去。”
“然后呢？你打算怎么办？”
“交给专案组。”苏清越说，“但那个人有条件，要豁免，还要保证他女儿的前途。”
“你能答应吗？”
“不能。但我可以尽力争取。”苏清越看着他，“周维，爸等这个清白等了十年。我不能因为同情一个人，就让爸继续背污名。”
周维沉默良久，最终点头：“明天我陪你去见李书记。”
第二天上午，李文涛匆匆赶到医院。
在医生允许的短暂会客时间里，苏清越把昨晚的情况和证据做了汇报。李文涛看完材料，眉头紧锁。
“这个人的条件，组织上不能全答应。”他放下文件，“配合调查可以争取从轻，但豁免……没有先例。至于他女儿的工作，只要她本人没问题，不会受影响。”
“那他可能不会交出原件。”
“那就用复印件启动调查。”李文涛说，“笔迹鉴定是铁证，加上录音，足够立案了。清越，你要明白，我们办案讲法律，不讲交易。这个人当年做伪证是事实，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苏清越点头：“我明白。”
“你好好养病，这事我来处理。”李文涛起身，“对了，棉纺厂改制案的受害人代表想见你，我替你回绝了。你现在不能见客。”
“等等。”苏清越叫住他，“什么人？多少人？”
“十几个下岗工人代表，还有刘玉芬的女儿张秀英。”李文涛说，“他们听说你住院了，想来看看你，顺便问问案子进展。”
苏清越想了想：“让他们来吧，一次两三个人，时间短一点。”
“清越，你的身体……”
“我需要见他们。”苏清越轻声说，“我需要知道，我们做的这一切，对那些人意味着什么。”
李文涛看着她坚定的眼神，最终叹了口气：“好，我安排。但每次不超过十五分钟，每天最多一次。”
下午，第一批访客来了。
三个人：张秀英，还有两个棉纺厂的老工人，一男一女，都六十多岁了。
张秀英拎着一篮土鸡蛋，一进病房就红了眼眶：“苏委员，您怎么瘦成这样……”
“我没事，手术很成功。”苏清越靠坐在床头，“张姐，你们坐。”
两个老工人拘谨地坐下，手都不知道往哪放。男的叫老杨，女的叫刘婶，都是当年细纱车间的挡车工。
“苏委员，我们听说……听说那些贪官被抓了。”老杨搓着手，“是真的吗？”
“是真的。”苏清越说，“已经抓了二十一个人，追回八千多万赃款。这些钱，会优先用于补偿当年改制中受损的工人。”
刘婶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十年了……我等了十年……我家老头子临死前还念叨，说厂子没了，房子没了，什么都没了……”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苏清越轻声说。
“不晚，不晚。”老杨也抹眼睛，“苏委员，我们听说您为了查这个案子，差点把命搭上。我们这些人……不知道该咋谢您。”
“不用谢我，这是我的工作。”苏清越看着他们，“但我能问问吗，当年改制后，你们过得怎么样？”
沉默。
老杨先开口：“我下岗后，在建筑工地搬砖，干了八年，腰坏了，现在靠低保活着。儿子嫌我没本事，去了外地，几年没回来了。”
刘婶接着说：“我老伴得了尘肺病，没钱治，拖了三年走了。儿子车祸残疾，儿媳妇跑了，留下个孙子，我带着。我现在早上扫大街，下午捡废品，一个月挣一千多。”
张秀英低声说：“我妈要是不死心眼儿地去维权，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
苏清越的心口闷得难受。她想起那些卷宗里的数字：国有资产流失一点三亿，三千二百名工人下岗，平均补偿金每人两万元——还不够当年市区一平方米房价。
那些官员在澳门赌场一夜输赢几十万的时候，这些老工人正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
“我向你们保证，”她一字一句地说，“这个案子，一定会查到底。该抓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该追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十五分钟到了，护士进来提醒。
三人起身告辞。张秀英走到门口，又回头：“苏委员，您一定要好起来。我们……我们都指着您呢。”
门关上。
苏清越靠在床头，很久没动。
周维走进来，看见她的眼泪无声地流。
“清越……”
“我没事。”她擦掉眼泪，“我就是……就是觉得，我们做得还不够快，不够多。”
“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周维握住她的手，“但你要先养好身体，才能做更多。”
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苏清越看着窗外。天空很蓝，云很白。
她知道前路依然艰难，但至少今天，她给了三个老人一点希望。
这就够了。
监护仪的曲线平稳跳动。
心脏在胸腔里，一下，一下，顽强地跳动。
像那些等了十年的人，还在等。
像她自己，还会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