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民的心理防线，在指向小陈失踪案的核心录音证据面前，如同被洪水冲垮的堤坝，彻底崩塌。他瘫在讯问椅上，之前精心维持的倨傲与镇定荡然无存，脸色灰败，眼神涣散，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只剩下一个被恐惧和绝望填满的空壳。
长时间的沉默。讯问室里只剩下宋维民粗重而紊乱的喘息声，以及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郑国锋和林寒都没有催促，他们知道，此刻的宋维民正在进行着内心最激烈、最残酷的权衡与挣扎。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致命的打击，去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去寻找那几乎不存在的、可能的生路。
终于，宋维民缓缓地抬起头，原本锐利的眼睛此刻布满血丝，充满了血丝和一种近乎哀求的浑浊。他看向郑国锋，声音嘶哑干涩，仿佛破旧的风箱：“老郑……不，郑书记……我们……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
他不再称呼“郑书记”带着讥诮，而是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恳求，并且提出了“单独谈谈”的要求。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准备开口了，但他要谈的内容，可能涉及极深的隐秘，他不希望有太多人在场，尤其是林寒这个“外人”和具体的记录人员。
郑国锋与林寒交换了一个眼神。林寒微微点头，示意理解。郑国锋沉吟片刻，对记录员和林寒道：“你们先出去一下，在隔壁监听室等候。”
林寒和记录员依言起身，安静地离开了讯问室。门被轻轻带上，房间里只剩下郑国锋和宋维民两人。气氛变得更加微妙和压抑。
“现在这里没有别人了，宋维民，你想说什么？”郑国锋的声音平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宋维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似乎在积蓄勇气。他深吸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郑国锋：“郑书记，我……我承认，我在经济上，在生活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信任……我愿意交代我的问题，积极配合组织调查，退缴所有赃款……”
他开始了程式化的忏悔和认罪，但这显然不是重点。郑国锋不动声色地听着，没有打断。
“……但是，”宋维民话锋一转，这才是他要求“单独谈谈”的核心，“有些事，牵扯面太广，影响太大，如果真的全部掀开，恐怕……恐怕会对我们临州，甚至我们省的形象，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啊！不利于稳定，也不利于发展大局……”
他开始试图用“大局”、“稳定”、“影响”这些大帽子来为自己争取筹码，这是陷入绝境的官员常用的最后一招。
郑国锋面无表情，打断了他的表演：“宋维民，直接说重点。你到底想说什么？又想交换什么？”
宋维民被郑国锋的直接噎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恼怒，但很快被更深的恐惧覆盖。他知道，在郑国锋这样的老纪检面前，玩弄这些虚的都是徒劳。
他咬了咬牙，身体前倾，压低了声音，仿佛怕被墙壁听去：“郑书记，我知道我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我认栽。但是，蝼蚁尚且偷生，我只想……只想求一条活路，一个……一个能够安度晚年的机会。”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郑国锋的反应，见对方依旧沉默，便继续抛出他的筹码：“我手里……有一些东西。不仅仅是关于昌隆投资，关于我自己的。还有一些……是关于京城孙老，以及……以及省里个别领导的。一些他们不愿意被外界知道的……往来和安排。”
他终于图穷匕见！他要用揭发更高层级的隐秘，来交换自己的人身安全和一个相对从轻的处理结果！这就是他所谓的“利益交换”！
郑国锋的瞳孔微微收缩，但脸上依旧看不出喜怒。他早就预料到宋维民会来这一手，这也是高层博弈中最为棘手和敏感的部分。
“你说的‘东西’，是指什么？‘往来和安排’，又具体指什么？”郑国锋需要更确切的信息来判断其价值和真实性，以及可能引发的风暴等级。
宋维民见郑国锋没有立刻拒绝，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语速加快了些：“有孙老的儿子在临州几个项目中‘干股’分红的记录，虽然做得隐蔽，但我这里留有底账；有孙老身边秘书通过特殊渠道给我传递‘指示’的一些记录和录音；还有……还有省里那位领导，他的女婿在境外开设账户，接收来自昌隆投资‘咨询费’的证据……这些，足够重磅了吧？”
他列举的这几条，每一条都像是一颗潜在的炸弹，一旦引爆，其冲击波将远超临州一地。这确实是他手中最有价值的底牌。
“这些东西现在在哪里？”郑国锋追问。
“很安全。”宋维民露出一丝狡猾的神色，“不在我身边，也不在昌隆投资。放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只要组织上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承诺，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并且在最终量刑时……能充分考虑我的重大立功表现，给我留一条活路，我立刻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的存放地点和提取方式说出来！并且，我愿意出面作证！”
他死死地盯着郑国锋，眼神中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期待和紧张。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用他人的罪证，来换取自己的生路。
郑国锋沉默了。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从办案角度，宋维民提供的这些线索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可能牵扯出更大的“老虎”，这对于深化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答应宋维民的条件，进行这种“交换”，是否违背了纪律原则？是否会在未来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而且，如何判断宋维民交出的是全部？他是否还隐藏着更致命的杀手锏？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一个省纪委副书记能够独自决断的范畴。涉及到京城那个级别的老领导和省里重要领导，必须向省委主要领导，甚至向中央有关方面汇报请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讯问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宋维民的额头再次渗出冷汗，他害怕郑国锋拒绝，那他将彻底失去这最后的救命稻草。
良久，郑国锋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极具分量：“宋维民，你提出的所谓‘交换’，是不可能的。党纪国法不是生意场，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的罪行，必须依法受到严惩！”
宋维民的眼神瞬间黯淡下去，充满了绝望。
“但是，”郑国锋话锋一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规定，对于能够主动交代组织尚未掌握的罪行，或者检举、揭发他人违纪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可以视情况从轻或减轻处分。这叫做‘立功表现’，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而不是你用来交易的筹码！”
郑国锋严格区分了“利益交换”和“立功表现”的本质区别，将对话拉回到法律和纪律的框架内。
“你现在要做的，是毫无保留地、彻底地交代你自己的所有问题，并且积极检举揭发你所知道的其他人的违纪违法问题。你的检举揭发是否属于重大立功，其价值大小，将由组织上根据你提供线索的重要性、真实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实际效果来判定！这取决于你的态度和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口无凭的许诺和交易！”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既堵死了宋维民企图进行非法交易的路，又给他留下了一条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争取宽大处理的路径。这是一种高超的审讯策略，既坚持了原则，又瓦解了对方的心理依托。
宋维民愣住了，他仔细品味着郑国锋的每一句话。他意识到，对方没有完全拒绝他，而是给了他一个更符合程序、但也更考验他诚意的选择。他需要先拿出“诚意”，而不是空谈条件。
他内心的天平再次剧烈摇摆。是继续顽固对抗，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走向毁灭？还是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赌一把，争取那一线生机？
最终，对死亡的恐惧压倒了一切。他长长地、绝望地叹了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瘫软在椅子上。
“我……我说……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这场围绕着“利益交换”展开的激烈心理博弈，最终以原则的胜利和对手的彻底屈服而告终。宋维民开始断断续续地交代他所掌握的、关于京城孙老以及省里某领导的相关线索和证据藏匿地点……
而一场席卷范围更广、层级更高的反腐风暴，也随着宋维民的开口，悄然拉开了序幕。棋局，进一步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