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卫东在高压保护下的证词，如同在深不见底的黑潭中投入了一颗深水炸弹，激起的不是水花，而是令人心悸的、来自更深处暗流的汹涌。一个可能凌驾于孙老之上的阴影——“大先生”的存在，让整个联合调查指挥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凝重。
常规的、指向明确的侦查手段，在面对这样一个仅存在于模糊传言和间接线索中的超然存在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可能因贸然行动而打草惊蛇，导致线索彻底断绝。
必须另辟蹊径，以一种超越常规犯罪侦查的、更宏观、更精细、更侧重于权力行为模式分析的方式，去捕捉那几乎不存在的“幽灵”。
林寒向郑国锋提议，并获得了支持，组建了一个小而精的“行为模式分析小组”。该小组由具备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心理学背景的专家（经过严格审查）和周海洋技术团队的核心成员构成。
他们的任务不是直接寻找“大先生”是谁，而是通过分析孙老集团过去二十年内所有重大利益攫取、关键人事安排、政策推动与阻击事件，寻找其中是否存在超越孙老自身权力层级和能力范围的、异常精准和高效的“外力干预”痕迹。
“如果我们把孙老集团的崛起看作一个程序，”林寒在小组首次会议上阐述，“那么，这个程序在几个关键节点运行得过于顺畅，遇到的组力莫名消失，获得的资源远超其体量。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个隐藏在后台的、拥有更高系统权限的‘管理员’留下的操作日志。”
他们开始构建一个庞大的“事件—阻力—结果”数据库。将孙老生涯中每一次重要的升迁、每一次关键项目的获批、每一次竞争对手的意外失势、每一次舆论危机的巧妙化解，都进行量化分析，评估其正常推进的成功概率，并与实际结果对比。
很快，几个异常“高点”被标记出来：
十五年前，临州新城规划案：孙老力主、且利益关联方深度参与的设计方案，在遭遇强大反对声浪、几乎被否决的情况下，因一份来自“更高层面”的、未公开但分量极重的“研究报告”的肯定而奇迹般逆转。
十二年前，某省管国企改制：孙老支持的民营资本（背后是吴天佑）以极低价格成功收购核心资产，过程中，原本坚持原则的国资监管负责人突然被调离，接任者迅速推动了交易。
九年前，临州官场一次不大不小的震荡：一名与孙老不睦、且掌握其某些早期问题线索的资深官员，因一桩看似与其主要问题无关、但被迅速放大定性的“作风问题”被果断拿下，有效消除了潜在威胁。
分析小组发现，这些“高点”事件中，都存在一个共同模式：危机的化解或利益的获取，并非源于孙老阵营公开的、合法的政治运作或商业竞争，而是依赖于某种来自体系内更高层级的、精准且高效的“非正常干预”。
这种干预往往绕过常规程序，作用在关键节点上，力度恰到好处，手法干净利落，不留下直接把柄，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关键时刻为孙老轻轻拨动命运的指针。
“这不像是一般的政治同盟或利益交换，”一位政治学专家指出，“更像是一种……‘降维打击’。干预者对我们体制内的规则缝隙和运行逻辑极为熟稔，其能量层级和操作精度，远超孙老这个级别所能调动和驾驭的范畴。”
钱卫东关于那三辆越野车是用于“进贡”、“敲门砖”的供述，打开了新的思路。对手到了“大先生”这个层级，直接的金钱贿赂可能已非首选，风险高且品味“低劣”。他们追求的，可能是更隐蔽、更难以追溯、也更能投其所好的“雅贿”。
调查组开始系统梳理与孙老、吴天佑等人相关的、所有可能用于非物质利益输送的渠道：
艺术品与古董： 调查吴天佑及其关联公司参与的艺术品拍卖、古董交易记录，寻找是否有天价购入但去向不明的珍品，或者将其赠送给某些特定文化机构、基金会（可能作为中转站）的记录。
高端医疗与教育资源： 排查孙老及其亲属、以及可能关联的“大先生”亲属，是否在特定时期、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了国内外顶尖的医疗资源（如海外专家会诊、特种药物）、或极其稀缺的教育名额（如世界名校的特殊推荐渠道）。
学术光环与名誉头衔：分析孙老以及其派系内某些官员，是否在学术背景薄弱的情况下，异常顺利地被知名学府授予荣誉博士、客座教授等头衔；或者其着述是否由特定出版社不计成本地出版、推广并获大奖。
境外隐秘服务：通过国际协作（更为艰难），尝试调查吴天佑的海外资金，是否用于支付某些针对特定人物的、极其昂贵的境外“服务”，如安排其子女进入特定圈子、提供顶级安保咨询、甚至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游说和形象包装。
这条路径的调查异常艰难，如同在蛛网上寻找露珠的痕迹。但并非毫无收获。周海洋团队发现，吴天佑控制的一个离岸基金，曾连续数年向瑞士一家极其私密的、专门为顶级富豪提供“生活品质管理与传承规划”的机构支付大额费用。而该机构服务的客户名单高度保密，但其服务范围，恰好涵盖了高端医疗、子女教育、艺术品投资与保管等。这是一个可能的输送管道，但需要更高级别的国际司法协作才可能窥其一二。
林寒提出了一个更为逆向思维的视角：不仅关注孙老的成功，也审视孙老曾经遭遇的“失败”和其行为中看似存在的“约束”。一个拥有“大先生”级别保护伞的人，为何在某些领域也会碰壁？其贪腐和行为为何没有完全失控？这背后，可能恰恰反映了“大先生”的存在及其权力边界和利益考量。
他们重新审视了孙老仕途中几次未能如愿的晋升、几个未能得手的项目。发现这些“失败”往往发生在以下情况：
- 与当时国家核心战略或主流政策方向明显背离时。
- 触及到其他实力相当或背景深厚的派系核心利益时。
- 其行为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舆论海啸或系统性风险时。
“这暗示，‘大先生’并非全知全能，他也在权衡，在规避风险。”林寒分析道，“他的庇护是有条件的，孙老必须在其划定的‘安全区’内活动，一旦越界，就可能被暂时压制甚至抛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孙老早期需要借助‘7·15’这类案件来立威和清除障碍，因为‘大先生’不会直接为他做这些脏活，只会在他自身行为‘合规’（在扭曲的规则内）的前提下，提供关键助力。”
通过对这些“失败”和“约束”的分析，侧写出“大先生”可能的权力边界、行事风格和风险偏好——他极其谨慎，善于利用规则，注重长远布局，不会轻易涉足过于明显或高风险的非法操作。
在行为模式和利益输送分析的同时，对人的寻找也并未停止。除了已知的王铁山、钱卫东，分析小组开始寻找那些可能因年代久远、地位边缘而被忽视的“历史见证者”。他们重新梳理了“7·15”案、新城规划案、国企改制案等所有关联事件的参与者名单，包括已退休的官员、被调离的经办人、当时的媒体报道者、甚至相关的专家学者。
这个过程如同考古发掘，耐心而细致。他们找到了一位当年参与新城规划论证、因坚持不同意见而后来被边缘化的老专家；找到了那位在国企改制前被突然调离的原国资监管负责人（现已退休返乡）；找到了一名当年曾追踪报道“7·15”案、但因压力未能深入下去的资深记者。
与这些人的交谈需要极高的技巧和极大的耐心。他们大多心存顾虑，言辞谨慎。但在专案组展现出足够的决心、并提供了部分已核实的信息后，一些人开始松口。他们提供的碎片化信息，拼凑起来，共同指向了一个模糊但确实存在的、在孙老背后若隐若现的“更高意志”。
那位被调离的国资监管负责人甚至隐晦地提到，当年调动他的指令，并非来自直接上级，而是来自“省里某位主要领导的秘书打招呼，但感觉……那秘书背后还有人。”
另辟蹊径，虽步履维艰，却非徒劳无功。行为模式、雅贿渠道、失败分析、历史见证……多条看似迂回的线索，如同无数条纤细的溪流，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悄然汇聚。
虽然“大先生”的真实身份依旧隐藏在重重的迷雾之后，但其存在的轮廓、其权力的印记、其运作的规律，正被一点点地勾勒出来。猎手已经改变了策略，不再急于冲向显而易见的猎物，而是开始耐心地编织一张更大、更无形、也更致命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