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面是人类“在田里种出安稳”，那5000年前拉开的，现在就是一场“从村落到王国”的大跨越——这时的人类不再满足于“有饭吃、有房住”，而是开始搭建更复杂的“社会机器”：垒起几十米高的城墙、造出刻着符号的甲骨、挖出能容千人的粮仓，甚至出现了“国王”“贵族”和“军队”。就像一群搭积木的孩子，突然把小房子拼成了带城门、塔楼的“城堡”，人类文明第一次有了“国家”的模样
这个阶段的“引爆点”，是农业革命攒下的“家底”。前一阶段人类种小麦、养牛羊，慢慢攒下了多余的粮食——以前收获的粮食刚够吃，现在仓库里能堆到次年秋天。有了“余粮”，就不用所有人都种地了：有人专门琢磨怎么烧出更结实的陶罐，有人研究怎么把石头磨成更锋利的玉璋，还有人负责看管粮仓、调解邻里矛盾。这些“不种地的人”，慢慢变成了工匠、管理者，社会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分工”，就像一个球队里分出了前锋、后卫和守门员，各司其职，才能打胜仗。
而“分工”又催生出了“城市”——不再是几十户人的小村落，而是能住几千人的“城邦”。最典型的就是两河流域的“乌鲁克”：考古学家挖开遗址时，先看到的是3米厚的夯土城墙，上面还留着射箭的垛口；城墙里有密密麻麻的土坯房，中间穿插着宽宽的街道；最显眼的是一座12米高的“白庙”，用石膏涂得雪白，站在庙顶能俯瞰整个城市——这显然是给“神灵”或者“首领”用的。城里还有巨大的“谷物仓库”，里面能装下养活千人一年的粮食，仓库旁边有刻着符号的泥板，上面记着“某户交了50斤小麦”“某工匠领了10斤 barley”，这就是最早的“账本”，也是文字的雏形。
在中国，同时期的“良渚古城”更让人震撼：它的城墙是用“草裹泥”堆的，每块泥里都裹着茅草，晒干后比石头还结实，城墙底部宽达40米，够十几个人并排走；城里有专门的“水利系统”——11条水坝像锁链一样绕着古城，既能挡住洪水，又能把河水引到田里灌溉；最神秘的是“反山墓地”，里面埋着12个人，每个人身边都堆着上百件玉器：有拳头大的玉琮、半人高的玉璧，还有刻着花纹的玉钺。这些玉器不是随便戴的——玉钺象征“权力”，玉琮代表“与神灵沟通”，说明墓主人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掌握着“军权”和“神权”的首领，也就是早期的“国王”。
随着城市和首领出现，“文明的三件套”——文字、青铜器、阶级，也跟着冒了出来。
- 文字：不再是画个“太阳”代表白天，而是有了固定的符号。两河流域的人用芦苇杆在泥板上刻“楔形文字”，比如画个“牛头”代表“牛”，加两笔就变成“牛肉”；中国的先民在甲骨上刻“甲骨文”的前身，比如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有个像“眼睛”的符号，可能是在记录“祭祀时看到的异象”。文字的出现太关键了——以前的事全靠“口口相传”，爷爷讲的故事到孙子辈就变样了，有了文字，就能把“今年种了多少地”“和隔壁城邦打了仗”记下来，文明终于有了“账本”，能一代代传下去。
- 青铜器：以前的工具是石头、骨头做的，青铜器一出现，直接“降维打击”。比如黄河流域出土的“铜刀”，用青铜铸造成型，磨锋利后能一刀砍断兽骨；更厉害的是“青铜爵”，用“范铸法”做成，肚子上还刻着花纹，里面能装酒——这不是用来喝水的，是祭祀时给神灵“献酒”的礼器。后来青铜器还变成了武器，比如青铜剑、青铜戈，有了这些“硬家伙”，首领就能组织起“军队”，不再是以前拿着石矛的散兵，而是有纪律、有装备的战斗队伍。
- 阶级：有了权力和财富，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差距”。良渚的反山墓地，有的墓里堆满玉器，有的墓里只埋着一个陶罐；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有的房子是两室一厅，有的只是个只能容身的小土屋。甚至连“吃的”都不一样——首领能吃烤羊肉、喝葡萄酒，普通工匠只能啃麦饼、喝生水。这种“差距”慢慢固化，就形成了“贵族”和“平民”，而首领则站在最顶端，掌握着分配粮食、指挥军队的权力，这就是“国家”的雏形。
但文明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了城市和财富，就有人来抢。考古学家在乌鲁克的城墙上，发现过很多箭头和砍痕，有的骨骼化石上还插着青铜矛尖；中国的“石峁古城”，城门里埋着几十具尸骨，尸骨上有明显的砍伤痕迹，应该是被敌人攻破城门后杀害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城市和粮食，首领们不得不扩编军队、加固城墙，而打赢了的首领，还会把战败城邦的土地和人口抢过来，自己的地盘越来越大，“城邦”慢慢变成了“王国”。大约3500年前，人类已经不再是“散居的农夫”：两河流域有了“苏美尔王国”，国王戴着金权杖，坐在铺着羊毛毯的宝座上；黄河流域有了“夏王朝”，大禹的后代用青铜鼎祭祀，用甲骨文记录国事；埃及的法老们开始修建金字塔，把自己的陵墓建成直达天庭的阶梯。
而更精彩的还在后面——这些王国不会一直安分，它们会为了土地、粮食和权力互相征战，会孕育出更复杂的法律、更辉煌的建筑，甚至会出现横跨几大洲的“帝国”。你猜，下一个阶段，人类会把文明的“城堡”，搭成什么样的“宫殿”？文明爆燃”——从泥巴墙到金权杖，人类第一次建起“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