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是意大利人，虽然他13岁之后在法国念书，但他从小接受了拉丁式的教育。
在远征埃及期间即便高卢人以体力旺盛着称，沙漠里跋涉那么久大家都很累了，为什么要把驴让给学者骑呢？很多人都对此表示不理解。
凯撒与西塞罗以及擅长雄辩的罗马贵族也不对付，文官嫌武将太野蛮，武将嫌文官太迂腐，大家的价值观不同。
然而拿破仑·波拿巴却通过远征埃及让学者和士兵的关系融合了，蒙日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因为卫国战争负伤残疾的士兵。
其实礼遇学者波旁王室和很多贵族都做了，包括让·雅克·卢梭和杜巴丽夫人沙龙里的艺术家们，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如拿破仑礼遇了波旁贵族，他们也宣誓效忠，可私下里他们还是偷偷在万人坑里找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的尸体，以及到那个曾经关押他们的塔楼悼念。
拿破仑以为自己和玛丽·路易斯结婚了就能换来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盟友，实际上要等他死后，他的家人们才被正式接纳，成了欧洲的皇室、贵族。
平民可能无法理解这些贵族的想法。
加缪和萨特都讨论过人如何在荒诞的世界里生存的问题，西方近代历史就是不断把人类生活理性化得组织起来，在这个合理的生产秩序中，每个人个体都是流水线上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螺丝钉，个体的不可替代性、不可重复性被消解。
如果说中世纪是强调神权，人做善事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忽略了人的价值、需求和尊严，那么近代则是用“流水线”的方式忽略了人的价值、需求和尊严，只不过以前资产阶级和普通人是一伙的，都要被那些贵族欺压，现在他们也成了统治阶级，和那些贵族一起欺压无产者。
他们不需要那么多人思考，比如一个咖啡服务生，他只需要按照萨特说的稍微动一丁点反思能力就会变得很焦虑，难道我一辈子都要干这个？我生来就是在咖啡馆给人端盘子的？
他们会告诉那个侍应生，不要想那么多，你要专心得努力工作，存够了钱，然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虽然从侍应生变成了咖啡店老板，但他依旧还是端盘子的，他就不能和那些在咖啡馆里坐着喝咖啡的文人们一样思考么？
只要你彻底放弃了反思，彻底按照别人的安排行事，彻底把自己当作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变为“为他人而存在”，才能获得“幸福”，成为他们所定义的中产者。
然而咖啡馆随时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倒闭，老板又会成为侍应，如同西西弗斯，徒劳得将一块石头推到山顶，然后那块石头又落到开始的地方，所以萨特不认为焦虑是不好的，他认为这是人在觉醒时得一种体验。不知情况的游客闻到了香榭丽舍站的廉价香水味以为巴黎是个雅致的城市，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每天都要闻着掩盖了死老鼠味道的香水味的地铁乘客却觉得恶心，因为她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充满了香水味的荒诞世界背后的样子。
这时候加缪和萨特的理论出现了分歧，加缪觉得虽然西西弗斯的行为很荒诞，却还要抱着激情去推那块该死的石头。梦想家或许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不，那是不可能的，就像塔列朗说的，那些贵族什么都记得，什么都没学会，当他们掌权之后第一件事是排除异己，将拿破仑的军官给撤掉，换上了贵族军官。然后就发生了“美杜莎之筏事件”，军舰触礁后贵族先跑了，将平民士兵留在筏上自生自灭，为了生存他们还会同类相食。
这也是加缪需要人们去面对的现实之一，当人意识到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就不会再受那些虚假宏大的目标、希望所迷惑，可以充分穷尽今天，活在当下。侍应生可以和来咖啡馆里的女游客聊天，说不定还会有一段浪漫的艳遇，至于工作、爱情、家庭，就像《局外人》里的莫尔索说的口头禅一样“无所谓”。
这是二次大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潮，相比之下萨特要积极一些，人生没有意义，但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未来，你有自由选择，可以不像西西弗斯那么推石头，至于你将来干什么，在什么地方你也许会迷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大任”是什么也是暧昧不明的，可这是你觉醒的开始，是你展开行动的开端，也许幸福的社会会在你的手中诞生。
加缪会反驳，你要我们为了那遥不可及的，如海市蜃楼一样的远景去奋斗，接受巨大的牺牲，我做不到、我不能接受。
这就是加缪和萨特一开始很好，后来决裂的原因。
让人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欧洲贵族很少愿意贵贱通婚，这是一种非常顽固的封建残余思想，泰坦尼克号的罗斯家族已经没落了，她的母亲为了钱嫁让她给卡尔，可她宁可选择艺术家杰克。
艺术家是个很特殊的群体，只要宣告自己是艺术家可以用这个身份自由畅通得在上流社会现身并且很容易被接受。
这是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对艺术家这个群体的礼遇，在意大利语里文艺复兴本身有死而复生的意思。
这帮人平时在繁花似锦的城市里，或者是“田园”，没去过沙漠那么艰苦的地方，就跟那个乘船遇到大浪的哲学家和船夫似的，大浪之前他可以悲悯船夫，大浪之后就轮到船夫问他会不会游泳了。
在生死问题前面很多过去纠结的烦恼都能放下，能重新看待一些事，开罗暴动的时候学者们也举起枪和士兵一样对准平民了，一旦那些被煽动的民众突破防线，在他们的眼里只要有法国人，没有学者和军人的区别，一律都要杀光的。
人与人之间的情分有时不止是因为利益，还因为共同经历了一些事。
即便有人共处一室，悲欢也不尽然相通，当你窥望井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地不是绵延的大陆，而是隔离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的岛主。
这种寂寞让我们渴望和别人取得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相信人体内的小宇宙与上帝所创的大宇宙是和谐的，一就是全，全就是一，人体图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的理想。
根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记载，“协调”和“比例”的根源在于柱形系统，建筑师们将柱子当作美的根源，奉若神明，甚至还出现了女神形象的柱子。
阿蒙霍特普三世是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四世之子，是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孙子，图特摩斯三世的曾孙，从图特摩斯三世开始法老已经与雅赫摩斯家族没有联系了。
在阿蒙霍特普三世之前，新王国曾经废除了一些古王国时期的礼仪和庆典，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登基三十周年，他打算盛大庆祝一番，于是完全按照古王国时期的礼仪举办了仪式。
当时巴比伦国王希望通过联姻来组建同盟，不过阿蒙霍特普三世娶了一个名叫泰依的富商之女，她因美貌绝伦而被选为皇后。
巴比伦王希望埃及能嫁一个公主过去，就算不是法老亲生的，认养的女儿也行。这是阿蒙霍特普二世开始的外交手段，不过一直以来都是西亚诸国进献美女给法老，这些外国美人到了埃及皇宫有了本土化的名字，比如“猫一样的女人”，“追求者如云的尤物”。简而言之阿蒙霍特普三世好色，经常向诸国索要美女，他没同意巴比伦王的求婚，反而送了一套家具给巴比伦王作为新宫殿的礼物。
巴比伦王是修了宫殿，但那是给新王妃住的，阿蒙霍特普三世举行的三十周年大典巴比伦王没有去，不过这不影响，当时有很多人争相巴结法老“我的主啊，我的王，我的神，我的太阳，我是您的仆从，您脚下的尘埃，我要送我的女儿去给您。”
这些争相送美女的不仅有外国的国王，还有诸侯藩王，阿蒙霍特普三世对其中一人说“我可以给你任何东西，只要找到美女来宫里斟酒就要找毫无缺点的，争取能让本大王对你说‘这真是非常不错’。”
王后泰伊的兄长是大祭司，负责“天空的运行”，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发明，既滴水时钟，原本只能白天使用的日晷夜晚也能使用了。
古王国的君王复苏的仪式有一段必须在黎明时分举行，他们要用绳子向上竖立节德柱，代表复活奥西里斯。
柱子不是方尖碑，是由一块一块的石头堆起来的，即便是树立在希腊湛蓝天空下的神庙柱子也是如此，更何况节德柱本身就代表脊柱，脊柱是由一块块骨头拼起来的，它不需要像方尖碑一样斜拉着树立起来，可以垂直着树立。
那将是个不眠之夜，在树立柱子的过程中女祭司们还要高唱《来吧，金色女神》颂歌舞蹈，泰依王后和公主们才不会跳一整夜，她们会在仪式开始时打扮得漂漂亮亮，扮做哈托尔的样子，象征性得摇摇叉铃就结束了，繁重的体力活还是要宫廷里的舞女负责，她们和法老在黎明时分起床，再把摇了一整晚的叉铃送上就完事了。
这时法老将重获新生，化身为拉神，阿蒙霍特普三世不再是拉神之子了，而是太阳神本尊，享受和神一样的崇拜。
那些年尼罗河洪水处于理想水位，于是这位新生的“神王一体”连尼罗河神哈皮也兼任了，尽管现代人看来他是个胖得令人生厌的老头。但从面相来看他倒是有点像女人，法老这下将男神和女神的力量都集于一身了。
大祭司说，这个神力定期都要补给和更新，后来阿蒙霍特普三世三年后又举行了一次，依旧没有邀请巴比伦王。
第三次还是没有，不过这一次是故意办得低调，因为五十岁的法老快不行了，这时候埃及在亚洲的领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亚洲的总督和附庸国的国王们向新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写信，他们抱怨经常被无故斥责或欺骗。在其在位早期，阿蒙霍特普四世与亚洲主要国家米坦尼的国王发生严重矛盾。他因此与赫梯人结盟，而这些可怕的战士在他们的伟大领袖苏庇路里乌玛一世领导下，正在进攻米坦尼以图建立自己的霸权。
许多臣服于埃及的亚洲小王公也受到了赫梯人的威胁，他们只能向远在非洲的法老本人求援，而阿蒙霍特普四世一概置之不理。
所以说阿孟霍特普三世扩张版图有什么用呢？反正他的子孙后代们守不住。
还是推行阿吞崇拜的宗教改革是正事，他在登上王位的第一年就开始宣传这位取代以往一切神灵的尊贵地位的太阳神。
虽然脊柱是可以弯曲的，支撑房顶的节德柱却不能弯。
这腰不是所有人都能弯下来的，那些阿谀奉承的声音听着比批评好听，但听多了不觉得恶心么？
能听见批评声是件好事，那证明这个人还有希望，没得救了还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