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旴叛乱后，接着是神卫军叛乱。
再说益州自王小波、李顺起义后，朝廷派遣神卫军卫戍成都，指挥使王均和董福分领两军。
董福带兵有法度，部队纪律严明；王均却酷爱饮酒，喜欢赌博，上行下效，他的部下所作所为可想而知。
益州最高军事长官此时为钤辖符昭寿，最高行政长官是知州牛冕，张咏此时已经调离益州。
符昭寿是符彦卿的儿子，符彦卿是赵光义的老丈人，符昭寿因此是国舅。
符昭寿贵公子出身，因姻亲做高官，自幼骄纵，终日饮酒，寻欢作乐。他经常身着便服，把自己关在大宅后花园，不理军务，定夺军务大事时，他只命家人出外传个口信罢了。
另外，符昭寿平素喜好锦缎，西蜀锦缎名闻天下，符昭寿犹如老鼠掉入了米缸，他雇有许多织锦女工，就在办公的廨舍纺织“纤丽绮帛”。有什么需求，就让将士到街上去拿买，说是“买”，却半年以后才给钱，形同抢劫行径，引起很大民愤。
更为恶劣的是，符昭寿不但不能有效管理军队，还纵容下属欺凌军校，这就为军士叛乱埋下了伏笔。
巧合的是，益州知州牛冕，也是个糊涂蛋，他疏于政事，对下属不闻不问，牛冕和符昭寿在一起，真是王八对绿豆、半斤对八两！
但是，身为国家高级干部，捧着金灿灿的饭碗吃公粮，总得为国做点事啊。
牛冕和符昭寿早已听闻，部分神卫军纪律败坏，有失朝廷体统，打算予以整顿，两人一商量，决定于十二月十五日在东郊校场搞一个阅兵仪式。通知董福和王均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阅兵当天，董福的部卒军容肃穆，整齐划一；王均的士卒军容松散，混乱不堪。两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蜀地乡亲父老都在外围观看，王均部众感觉脸上很不光彩。
阅兵礼毕，牛冕犒赏董福的军士。王均部众没有赏赐，实际等于是受惩罚了。
王均手下部将赵延顺等八人，见赏赐没有自己的份额，在下面鼓噪，王均竟然制止不住，发展到后来，赵延顺等人从队列里冲出，破口大骂。
发生这种目无军纪的丑剧，最高军事长官符昭寿极端难堪，浑身感觉火辣辣的难受，当然要抖一抖威风啰！
为严肃军纪，符昭寿命令将赵延顺等八人拖出去各打二十大板。八人屁股挨了板子，并未检讨自己的过错，反而对符昭寿怀恨在心，企图找机会报复，谋害符昭寿。
公元1000年正月初一，京城有位中使自峨眉山返回京师，途经益州，符昭寿吩咐驭吏预备鞍马，准备亲自为其送行。
赵延顺等人获悉后，乘此机会，把马厩中所有马匹，全都解开疆绳，让马群四处乱奔，许多马匹窜到了公堂的大厅之上。赵延顺等装作到厅里驱赶马匹，乘符昭寿不备，突然抽刀劫持符昭寿，当场刺杀了他，并杀了符昭寿左右二位护卫。
益州都监王泽闻讯，急召本部军都虞侯王均，对他说：“赵延顺是你的部属，你快带人去招抚！”
没想到王泽这一决定，却是引狼入室。
再说都巡检使刘绍荣跟随符昭寿一起打算迎接中使，骤见变乱，持刀奋力反抗，但是乱军人多，刘绍荣寡不敌众。
然而，赵延顺等并没有要杀害刘绍荣的意思，反而想推刘绍荣为首领，领导大家一起干革命。刘绍荣见乱军只是持兵刃围着自己，赵延顺站在面前，苦口婆心劝他放下手中弓箭，领导大家奔赴美好前程。
刘绍荣靠墙搭弓，义正言辞回答道：“我是河北人，背井离乡投靠朝廷，怎么能和你们一起造反？你们快杀了我，我不会辜负朝廷！”把赵延顺骂得不知所措。
此时王均领兵赶到，见赵延顺左手提着符昭寿的首级，右手握剑，惶惶然魂不守舍。
显然，赵延顺等劝说刘绍荣无果，后面又无行动计划，何去何从自是茫茫然。
乱军见自己的老领导来了，一拥而上，请王均主持大局，有作乱军士大叫：“朝廷对我们不公，请王将军主持大事！”
那边刘绍荣听见，立即高喊：“王将军，不要误入歧途，后悔终生啊！”
王均刚要拒绝，亲信小校张锴轻声对王均道：“将军部下发生动乱，以后朝廷追责，将军如何自处？何不顺应军意，乘势而作，或有大为亦不可知！”
张锴是太原人，一贯狡猾阴险，通晓阴阳八卦，以知术数在军中闻名，是王均的狗头军师。
王均听张锴说得有理，顿时沉吟下来，说实在的，这事放谁头上也一时难以决断啊！
张锴见王均沉默，补充道：“事不迟疑，请将军速决！”
王均刚抬头看张锴，张锴立即大呼道：“将军答应了，我们跟将军共图大事！”
作乱军士一片欢呼，王均带来的平乱军，瞬间成了作乱兵。
刘绍荣见王均出声没有反对，知道难以挽回，自杀而死。
佐料：宋朝的兵役制度，大概分为三大块：一是天子卫兵，护卫京师，备征伐，称为“禁军”；二是诸州府的镇兵，称为“厢军”；三是是按户籍丁壮比例抽选或募集土人组成的地方民众武装，称为“乡兵”。
另外还有“蕃兵”，少数民族的边境之兵，建制形同“乡兵”。
禁军由殿前司、侍卫司掌管，是宋朝最精锐的部队，主要布置在京师开封。兵员都是再三挑选的勇士。
厢军主要是招募饥民，部分来自流放的罪犯，禁军武技不合格者亦降为厢军。
乡兵实际就是民兵。
赵匡胤时期，禁军有骁捷、云骑、广捷、怀顺、效顺、怀恩、虎捷、龙捷、骁雄、雄武等名称，后来又经过多次变动，比如赵光义改龙捷为龙卫，虎捷为神卫等等，很是混杂。
仁宗时期，枢密院统计奏报：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年始）全国总兵力三十七万八千，禁军十九万三千；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年始），总兵力六十六万六千，禁军三十五万八千；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年始），总兵力九十一万二千，禁军四十三万二千；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始），总兵力一百二十五万九千，禁军八十二万六千。
可见禁军一直占全国兵力的一半以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就是针对禁军的高级将领，因为他们手里的兵权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