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不到一个月，即公元1069年二月二十七日，朝廷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
按朝廷以往的制度，“三司使”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为中央最高财政长官，号称“计相”，属于独立王国，权力极大，宰相、枢密使等两府大臣不得干涉，这种制度虽然分了权，但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问题丛生。
针对上述情况，应王安石请求，增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它的职责是谋划国家大政方针，讨论旧制度的缺陷，制订新法律新规定，签发“三司条例司”的公事文件。
“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参知政事王安石共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标志着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正式拉开序幕。
“制置三司条例司”下设“详检文字”、“三司条例官”等官职。王安石推荐吕惠卿和苏辙担任“详检文字”，章惇担任“三司条例官”。曾布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也是一个新设的职位，相当于中书省的秘书长。
吕惠卿、苏辙、章惇、曾布四人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干将，苏辙后来因为反对“青苗法”被迫提前退出，四员大将就剩下三位。而且不幸得很，这三员主将都被《宋史》划入奸臣行列。
吕惠卿很早就和王安石相识，双方对儒家经义的观点相当吻合，王安石对吕惠卿很欣赏，极力对赵顼推荐道：“吕惠卿之贤，不止今人，就是前代的硕儒也比不上他，朝廷官员及儒家学者中，能够学习先王之道而且能运用自如的人，只有吕惠卿！”评价相当高！
吕惠卿为“详检文字”时，王安石事无大小，都要和他商量，凡是起草文件、书写奏章，都是吕惠卿主笔，两人好得如同共穿了一条裤子。
吕惠卿主内，曾布则在阵外掩护，这是王安石的长远策略。
凡是“三司条例司”有所奏请，有所建议规划，朝中有大臣提出反对的，曾布都要代表中书省，上书对被质疑的新法仔细解释，增加赵顼的信心，让赵顼一心信用王安石，王安石对他也非常信任，是变法团队的二号人物。
变法班子搭好后，“三司条例司”开始正式起草新法，变更旧法，但在颁发前讨论时，经常遇到很大的阻力，变法派和反对派经常为新法争得脸红脖子粗，争论得不相上下时，王安石总是甩出一句：“相公们坐不读书！”压制他们，以此结束论战。
王安石说得多了，另外一位参知政事赵拚终于忍耐不住，顶了一句：“公差矣！你所说的先古贤臣'皋、夔、稷、契'，他们那时有什么书可读？”王安石哑口无言。
王安石虽然语塞，但赵拚的这一句话争辩，并不能产生多大的效果，因为王安石有皇帝赵顼的鼎力支持，变法派总是能获得最后胜利。
四月依“三司条例司”的请求，派遣刘彝、谢卿才、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巡视全国各路，检查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
四月，参知政事唐介死后，中书宰相出现了有趣的现象。首相曾公亮见王安石权势熏天，不愿和他相争，多次以年老要求退休；富弼因为身体有病，也不愿上班；参知政事赵拚势单力薄，见朝廷变更一事，便叫苦不迭。世人称中书刚好有“生、老、病、死、苦”。
王安石生龙活虎，自然是“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拚“苦”。
自公元1069年七月开始，朝廷陆续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更戍法”、“保甲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养马法”、“方田均税法”、“免行钱法”、“手实法”等。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为手段，挽救宋朝“冗官、冗兵、冗费”、人们负担过重等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法律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佐料：陈升之，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宋史》没有记录他前期事迹，只简短地记载他知封州、汉阳军，后来入京为监察御史、右司谏、起居舍人、知谏院。
陈升之任言官五年，着作郎王瓘弹劾殿帅郭承佑娇纵、张尧佐罢宣徽使、任守忠罢内侍都知、御史张昪出京久不赴任、唐介攻击宰相文彦博等事，陈升之都曾参与其中，只是态度不很坚决！
仁宗后期，陈升之为枢密副使，御史唐介、吕诲、赵拚都弹劾他，说他交结宦官，所以得到重用，激怒了仁宗，斥责道：“朕任用官员，难道还受宦官左右？”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陈升之贬为知定州。
公元1065年，陈升之再次升迁为枢密副使。1068年，陈升之为“知枢密院”，当时枢密院有文彦博和吕公弼为枢密使，再加一个“知枢密院”，陈升之是特例。
第二年，陈升之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感谢他，先推荐他做宰相，陈升之做了宰相后，立马翻脸不认人，要求撤销变法的主要机构“三司条例司”，把王安石彻底惹毛，陈升之吓得几个月装病在家不敢上班，赵顼再三召唤，才敢出门，可见王安石当时的权势！
陈升之的这个行为，加上他以前就善于攀缘附会，博取富贵，世人讥讽他，给他一个“筌相”的绰号。成语有“得鱼忘筌”，“筌”指捕鱼的竹器。
陈升之原名陈旭，为避讳赵顼的“顼”音，而改名陈升之。《宋史.卷二百一十一.宰辅二》记录的宰相陈旭，就是陈升之。
陈升之于公元1079年逝世，年六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