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末年，西夏国主秉常曾派使者讹啰聿至宋，请求大宋归还夺取的兰州、米脂、葭芦、浮图、安疆等五城。神宗当然不会同意。
公元1086年五月，西夏派使者鼎利、罔豫章来祝贺哲宗即位。六月，使者回去，还没有出大宋边境，西夏第二批使者又来了。边界守将汇报朝廷，第二批使者是以前的讹啰聿，朝廷分析，讹啰聿来的目的应该还是索求兰州、米脂、葭芦、浮图、安疆等地。
这五地给不给西夏？太皇太后让大臣们讨论。其实这样原则性问题，有必要讨论么？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夺回的疆土，说句给就给？
可偏偏有这样的懵懂人，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苏辙，他上疏道：“西夏人狡诈，知道朝廷厌兵，先帝在日，他们请求过失地，但并没一再坚持，他们目的，无非想让我大宋自己提出来，然后他们乘机讨价还价。朝廷深知他们的用心，忍着不给，西夏迫不得已，又忍不住来请命！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等到他们点集兵马，云集边境，那时如果我们再给他们，就是畏惧他们的兵力，算不上恩惠！不给他们，战乱再起，灾祸不停！况且皇上年幼，母后听政，将帅军卒，并未受恩，交兵之时，谁肯效命？请陛下反复思虑，早做决断，不要让西夏人再猖狂了！”
苏辙的意思，此时不给，更待何时？什么叫书生之见？苏辙的上疏就是，这不仅是书生幼稚病，而且是彻头彻尾投降行径，拱手国土给敌人，竟然是制止敌人猖狂的手段！亏他说得冠冕堂皇、面不改色，真让我们这些读史者唏嘘不已。
右司谏苏辙糊涂，宰相司马光也不清醒。司马光道：“这件事关系到边境安危，不能不认真研究。灵夏之战，本由我朝发起，新占领的几座城池，都是西夏的土地，现在他们既然臣服，我们大宋怎么能吝惜不给呢？他们一定会说：'新天子即位，我言辞谦卑侍奉你们，希望归还我的土地，你们不给，说明恭顺没有益处，不如武力攻取呀！'然后，他们要不上书谩骂，要不发兵攻打，等到那时再给他们，就成了耻辱。群臣见小忘大，守近失远，爱惜这点无用的土地，造成兵端连年不息，愿陛下为天下臣民考虑，早决圣心！”
还没打就举手给地，这不是耻辱？就算准大宋会输？这要多神的预测能力啊！司马光文章、人品一流，治国理政不入流。
大佬文彦博也随声附和，太皇太后见此，打算听从司马光等人意见。更为妖孽的是，司马光还想更进一步示好，将熙、河路全部还给西夏，这得是“多大的手笔”啊？！红军长征时，毛泽东斥责李德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司马光等人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王韶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气得从棺材板子里蹦出来？
好在还有明白人，同知枢密院事安焘不同意，坚持抗争道：“自灵武以东，都是我中原的故地，先帝建此功业，现无故放弃，这不是让外夷看不起吗？”
王韶儿子王厚，时任通直郎，也上疏力陈不可放弃熙、河，甚至走到政事堂争辩，但没有激起多大浪花。
司马光犹豫不决之际，邢恕提醒司马光道：“这不是小事，应该多问问在边境待过的官员，孙路曾在河州通判四年，现在朝廷任吏部员外郎，相公何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邢恕的一句话，挽救了司马光后世的名声。
孙路带着疆域图，详细指给司马光，分析道：“从通远（甘肃陇西）到熙州（甘肃临洮），只有一条路，熙河之北就和西夏边境接壤。现在从北关开辟土地一百八十里，濒临黄河，连接兰州，然后才可以作为国家屏障。如果送给敌人，整个一路都危险了！”
此时司马光才幡然醒悟，连声道：“好在问了你，不然耽误国家大事！”
此时边将穆衍也上疏道：“放弃兰州，那么熙河危险，熙河丢弃，那么关中震动。从唐朝丢失河、湟地区后，西边一旦有不顺，立即危及京都，到现在两百年了。如果不是先帝英明神武，怎么能够收复熙河？如果一旦送与敌人，后患无穷，后悔莫及！”
至此，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愚蠢的想法。
佐料：穆衍，河中（山西永济）人。进士出身，任华池（甘肃华池）县令。审理了一件“断牛舌案”
有户农民的耕牛被仇家割断了舌头，农民不知何人所为，到县里诉讼，穆衍命农民将牛杀了，第二天，有人告发农民杀耕牛，穆衍道：“断牛舌的人就是你！”经过审讯，该人认罪伏法。
这是《宋史.列传第九十一.穆衍传》记载，如果翻到《列传第七十五.包拯传》，我们会发现，老包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
“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你只管回去），杀而鬻（卖）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穆衍传只是将“盗”改为“仇家”而已。
对于“断牛舌案”，河南大学讲师杨高凡博士专门有论文指出，除了包拯、穆衍，宋朝还有两位父母官审理了类似案件，一位是张咏，第二位是叶宾，到底是谁真正审理了这样的案件，杨博士也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相关文章了阅读了解。
为什么宋朝杀牛，别人会告发？因为宋朝的法律规定，禁止屠杀耕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