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鼎走到书桌前，拿起一份简单的草图，上面是他随手写下的几行字。
其中“以销定产”和“饥饿营销”被圈了起来。
这个来自未来的商业思维，在八十年代堪称降维打击。
当下市场是以产定销，意思是，生产出了多少车，根据车的产量再定下销量。
但后世，随着电车以及互联网的崛起。
以产定销慢慢不适应时代，而更加符合市场，能够反应速度的，则变成了以销定产。
简而言之就是，根据销量再谈生产。
最大程度下，调用零配件，压榨产能，减少成本投入。
而客户等待过程中，又符合饥饿营销的思路。
所以，反而在互联网时代，大行其道。
一个月几万辆车销量，比比皆是。
虽然如今仅仅是八十年代，远没有后世的互联网时代下通讯发达。
但目前对于被封锁状态下的鼎峰而言，无疑是最为合适的。
只有拿到了订单数据，才能最大程度作为筹码与各大零部件供应商展开定制化合作，以模块化方式，快速匹配生产。
而这个时间，国内的零配件供应商也能根据亲密无间的合作，不断提升其制造能力，提升产量，降低成本。
这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在这个世界，除了邵维鼎没有任何人能做成这件事。
因为，没有人能够像他一般，调动如此多的资源。
且背靠中国这个庞大且正飞速发展的世界工厂。
而要如何获得订单呢？
首先，必须要有样车。
宝马x，就是点燃这一切的火炬。
它必须提前、必须惊艳、必须让所有人看到，鼎峰造车，不是玩笑，是动真格的，而且有能力造出好东西。
代号Swd的四款车，也要拿出各自的样车。
至于品牌名，Swd目前只适合作为一个代号。
真正的名字，他已经有了目标了。
他停顿了片刻，然后，他拿起宾馆内部的红线电话，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直通燕京。
几声等待音后，电话被接通，传来赵克东沉稳而略带惊讶的声音：“阿鼎？这个时候打电话，不会是请我去爬广州的白云山吧？”
邵维鼎脸上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笑容，“赵部长，白云山随时欢迎您。”
“不过这次，我想先跟您谈一笔生意。”
电话那头，赵克东的呼吸似乎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生意？”
“对，大生意。”
邵维鼎重复了一遍，语气平稳却字字清晰，“我想收购——或者说，获得一汽旗下某个汽车品牌的完整所有权及后续开发经营权。”
赵克东心头微微一怔。
一汽旗下的品牌？
除了“解放”卡车，那就只剩下……那个名字了。
他沉吟片刻，道：“阿鼎，你是说……红旗？”
“这个牌子，以前确实风光过，是国家重大活动的门面。但你也知道，cA770几年前就已经停产了，生产线都停了，相关团队也散了。”
“你要这个品牌……是打算重启它？”
“是有这个想法。”邵维鼎毫不避讳，“赵部长，我认为，现阶段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合资引进技术，帮别人造车，更需要在国内汽车消费市场真正爆发前，提前布局和激活我们自己的民族汽车品牌。”
“否则，等到老百姓手里有钱了，放眼望去，满大街跑的都是丰田、日产、大众、雪佛兰，他们的第一选择、甚至唯一的选择，都将是外国品牌。”
“到那时，我们再想树立一个深入人心的国产品牌，代价会是现在的十倍、百倍。”
他顿了顿，让话语的分量沉淀，然后继续道：“红旗，诞生于五十年代，它的每一根线条都镌刻着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它的名字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如果说，有哪一个汽车品牌最能承载中国人民的情感记忆，最能代表‘中国制造’向上突破的意志，我认为，非红旗莫属。“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赵克东能清晰地感受到邵维鼎话语中的诚恳、远见，以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阿鼎，”赵克东的声音变得格外郑重，“说实话，如果是别的品牌，哪怕是解放，你要谈合作、要技术，我打个招呼，推进起来都不会太困难。但红旗……它太特殊了。”
“它不仅仅是一个商标，更是一种象征，一段历史。”
“这件事，我需要先向上汇报，和计委、国资委、还有一汽的老同志们都通通气。流程可能会比较复杂，涉及到的层面也会很高。”
“不过，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推动、去协调。”
“因为我心里也清楚，放眼国内外，既有雄厚资本、顶尖技术储备、全球视野，又有这份心气、魄力和诚意去重启红旗，并且有可能真正让它‘活’过来、‘火’起来的，非你邵维鼎莫属。”
他由衷道：“我也不想看到红旗这个名字，永远只停留在博物馆的展台上和人们的回忆里。”
得到赵克东这样的表态，邵维鼎心中一定。
他知道，这事成了大半。
在中国办事，尤其是这种事，有赵克东这样既有分量又真心支持的关键人物全力斡旋，至关重要。
“我明白其中的分量，也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方案，等待机会。”邵维鼎诚恳回应。
临挂电话前，赵克东仿佛才想起什么，语气轻松了些许，“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你指导沈茜同学写的那篇《从雨刮器到两万乡镇》的文章，上了今天的《百姓日报》。”
“相关内参，几位领导都看了，评价很高。你提出的这个‘乡镇企业是内生经济新引擎’的角度，非常新颖，也切中要害。”
“过去几年，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引进外资上，对你所观察和总结的这些遍布基层、自发涌现的‘草根力量’，确实关注和扶持不够。”
“根据初步摸查，改革开放这几年，各地的确冒出了一大批有活力、有想法、也有一定竞争力的乡镇企业和合作社。”
“上面想让我问问你这位‘观察家’，对于扶持和发展这些乡镇企业，有什么具体的、好的建议？”
谈到乡镇企业，这个话题要聊开的话，一天一夜都讲不完。
邵维鼎略一沉吟，道：“赵部长，乡镇企业千差万别，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环境都不同，很难有一剂包治百病的药方。”
“但如果要从根本上激活它们的发展动力，我认为可以在两个关键点上做文章。”
“这第一是彻底激活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第二则是明确政府的引导与服务角色，划清边界。”
赵克东的兴趣被提了起来：“具体说说。”
“首先，是人的问题。”
邵维鼎语速平稳，“很多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既是管理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创业者。但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企业搞好了，他们除了固定的工资和一点奖金，无法分享到企业成长带来的更大收益；企业搞砸了，责任边界却很模糊，有时是集体承担，有时又可能无人负责。”
“这种权、责、利的不匹配，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拼搏精神和长期投入的热情。”
他提出了一个在此时颇为大胆的建议：“我建议，可以在一些条件成熟、经营良好的乡镇企业进行试点，推行小范围的、规范的股份权责制度改革。”
“通过法律和合约形式，明确管理者、技术骨干甚至优秀员工的持股比例或分红权利，将他们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深度捆绑。”
“政府作为初始投资方或集体代表，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股份享有收益，但要将具体的经营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更大程度地交给企业经营者。”
“政府不能也无须为企业无限兜底，但同时，管理者也必须为自己决策承担明确的风险与责任。”
在中国百万多的乡镇企业当中，最典型的就是美的了。
从一开始的乡镇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变成了私有企业，而后又是上市企业。
但总归，依法依规。
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再确权确股的话，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就太晚了。
国有资产流失，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伴随着国内改革几十年，一直都在发生的代价。
电话那头，赵克东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邵维鼎提出的“股份”、“权责”等概念，触及了当时经济体制中非常核心且敏感的领域。
但他知道，邵维鼎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洞察。
这番话，值得反复咀嚼，并作为重要的参考意见向上反映。
“阿鼎，你这个思路，很深刻，也很大胆。我会认真思考，并在合适的场合，以适当的方式向上反映、”
“对了，还有一件事。”
赵克东转换了话题，上面经过研究，决定将你作为改革开放第五年来，在引进外资、国际合作、科技兴国以及心系本土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突出标杆人物，进行重点宣传报道。”
“央视的采访小组，已经在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了。这次报道规格很高，是面向全国的。”
“所以，你这几天先别急着回港岛，在广州多留几天，配合一下采访工作。”
“这也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我们改革开放决心和成果的一个窗口。”
邵维鼎闻言，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笑容。
这倒是一次造势的好机会啊！
借用央视这个平台，不但直面全国，还直面世界。
一个月，还是太长了。
得再催催，加快宝马研发组装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