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车票塞进包里，指尖微微发颤。那张薄薄的纸片像一块烧红的铁，烫得我几乎握不住。我把它压在包底，仿佛这样就能隔绝某种看不见的牵引。可我知道，没用。从我踏上这辆309路公交车的那一刻起，某种东西就已经缠上了我。
车厢里安静得不正常。没有引擎的轰鸣，没有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甚至连空调的风都像是被冻结在半空。只有头顶那盏老旧的日光灯，在天花板的角落里忽明忽暗，像一只垂死的眼睛，眨动着最后的意识。每一次闪烁，阴影就在车厢里跳跃一次，仿佛有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在墙壁上爬行。
我强迫自己冷静，开始观察四周。座椅是那种老式的绿色绒布，表面看起来还算整洁，但扶手上布满了细小的划痕，纵横交错，像是被无数指甲在极度恐惧中反复抓挠过。有些划痕深得几乎要撕裂皮革，露出底下锈色的金属骨架。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背，指甲边缘不知何时已经磨得发白。
就在我移开视线的瞬间，一股寒意从脊椎窜上来。
后排有人。
我几乎不敢回头。可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太真实了，像冰水顺着后颈往下流。我缓缓转过头，目光一寸寸扫过空荡的座椅，直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那里坐着一个男人。
他穿着一件灰得发旧的风衣，领子高高竖起，遮住了半张脸。手里摊开一份报纸，头埋得很低，仿佛在专注阅读。报纸的头版印着几个粗黑的字：《都市晚报》，日期是“2003年7月17日”。
我的呼吸猛地一滞。
2003年夏天，我七岁。那年七月，本地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事故——309路公交车在暴雨夜坠入城西的断龙河，整车十二名乘客全部失踪，连尸体都没打捞上来。警方搜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只在河底捞起一块扭曲的车牌，上面还沾着暗红色的锈迹。
那天晚上，我母亲本该坐这班车回家。
我死死盯着那个男人手中的报纸，心跳快得几乎要撞出胸腔。那报纸的纸张泛黄发脆，边角卷曲，像是从坟里挖出来的遗物。而他翻页的动作缓慢得不似活人，手指苍白，关节僵硬，仿佛一具被线牵动的木偶。
“您……还好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男人缓缓抬头。
那一瞬间，我的血液凝固了。
他的眼睛是浑浊的白色，没有瞳孔，没有虹膜，就像两颗被煮熟的蛋，死死地盯着我。嘴角却缓缓咧开，拉出一个极其不自然的笑容，嘴角一直延伸到耳根，像是被人用刀硬生生割开的。
“我在等第七站。”他说，声音沙哑得像是从地底传来。
我浑身发冷。第七站……那个小女孩就是在第七站上车的。
三天前，我也在这条线路上，同样是深夜。车行至第七站时，车门“嗤”地一声打开，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走了上来。她没有刷卡，司机也没拦她。她径直走到我旁边坐下，头歪着，盯着我看。我问她要去哪儿，她只说：“第七站下车。”
可当车真的停靠第七站时，她却没动。我再转头，她已经不见了。座位上只留下一滩湿漉漉的水渍，散发着河底淤泥的腥味。
而现在，这个男人，也在等第七站。
“那……您上车多久了？”我强撑着问，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提醒自己保持清醒。
男人没有回答。他只是缓缓地、极其缓慢地翻动报纸的下一页。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过头版标题，那一行黑体字像刀刻进我的视网膜：
“309路公交车神秘失踪，警方搜寻无果。目击者称，事发当晚曾听见车内广播播报‘第八站’，但该线路实际仅有七站。”
我的喉咙发紧，几乎无法呼吸。
这辆车……早就不存在了。
就在这时，车内广播突然响起，电流杂音刺耳得像是指甲刮过黑板：
“下一站，第八站。请乘客准备下车。”
我猛地扭头看向窗外。
外面依旧是无尽的黑暗。没有路灯，没有建筑，没有道路，只有一片浓稠如墨的虚无，仿佛整辆车正行驶在世界的尽头之外。玻璃上倒映出我的脸，苍白、惊恐，而在我的身后，那个男人依旧低头看着报纸，风衣的领子不知何时已经完全遮住了他的脸。
可我清楚地看到——报纸上的日期，变成了“2003年7月18日”。
我的包突然变得沉重。我伸手进去，想掏出手机，却发现指尖触到一张纸。我抽出来一看，是一张车票。
上面印着：309路，单程票，有效期：2003年7月17日。
冷汗顺着我的太阳穴滑下。我什么时候买的这张票？我明明记得，我是刷的公交卡。
我猛地抬头，想再看一眼那个男人，却发现第三排的座位空了。
报纸静静地躺在座椅上，墨迹未干，头版标题正在缓缓变化：
“第十二名乘客已上车。第七站，即将到达。”
广播再次响起，这次的声音不再是机械的女声，而是一个小女孩的笑声，清脆、天真，却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回音：
“姐姐，你也是去第七站吗？”
我死死抓住座椅扶手，指节发白。车窗外的黑暗开始扭曲，像水流一样缓缓旋转。我终于明白——这辆车从未离开过河底。它一直在原地打转，载着那些没能下车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驶向不存在的终点。
而我，已经成了它的第十二名乘客。
头顶的灯彻底熄灭了。
在最后一丝光亮消失前，我看见后视镜里，司机的位置上，空无一人。
只有方向盘上，缠着一截湿漉漉的长发，正一滴一滴，往下淌着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