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皮沟林场，李振华与包森两人正在商议如何分配即将到来的干部。包森要求东北军区能多分配一些干部到辽西军区，有了干部作为骨架，辽西军区还可以组建更多的部队。李振华没有轻易答应包森，他需要平衡辽东、辽西军区以及未来的热河军区的需要。
包森缠着李振华不放，李振华忽然觉得鼻子发痒，打了几个喷嚏。他想起了老家的一个说法，于是转换话题，开玩笑对包森道：也不知道谁在想我，还是有人在骂我。
包森见李振华转换话题，知道他的要求暂时得不到满足。于是没好气的对李振华道：一说到正事，老李你就跑题，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满足了我的要求，辽西、热河的同志们就会骂你啦。
李振华看到包森脸都被皱到一起的表情，顿时哈哈大笑。
还别说，千里之外的重庆还真有人在惦记他。常申凯召来了军统戴笠，他询问戴笠有没有李振华的消息。这半年多常委员长顺风顺水，今天突然想起了李振华来。自从李振华上次提供豫湘桂作战的战情分析后，就好像人间蒸发了。对于李振华这个人，常申凯的感情很复杂。李振华几次救国军于危难之中，常申凯是有感激之情的。如果不是李振华的出手，常申凯从心底里面觉到国军肯定没现在这么好的局面。但可惜的是李振华处于国党对立一面，国府也没有找到机会把他拉到国府一方。常申凯一方面觉得人才难得，国府缺的就是这种有战略眼光的人才，同时他又对李振华抱着深深的忌惮，这样的人才在共党手中，战后恐怕将会成为劲敌。
戴笠老老实实的回答，李振华应该是离开了山东，具体去了哪里不得而知。常申凯有些失望，他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问戴笠：共党一直在开展整风运动，有没有可能李振华被共党内部整肃啦。
戴笠心里在吐槽：校长应该是白天做梦想美事吧！但他表面可不敢表现出来。戴笠郑重地道：”应该不会，以李振华的才能，共党不可能轻易处置此人。再说从延安传来的情报，共党的整风运动已趋于正常。
常申凯又有些失望，但随即又感觉有些不妥。于是换了脸色郑重道：雨浓，关注一下李振华的去向，或许查清了李振华的去向，有助于党国了解共党的新动向。
戴笠从来没有看到过常申凯这样关注过共党中一个低阶人物，但他知道一些内幕，也不觉得奇怪。对于李振华的行踪，戴笠也彻底惦记上了，他也看出了常申凯的忌惮。戴笠心想：如果有机会弄死他，校长应该会很满意吧！
戴笠此时还是少将军统局副局长，但实际权力却几乎达到巅峰，他实际掌控军统局、财政部缉私署、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交通检查系统等核心部门，并主导中美合作所。其势力范围覆盖全国，其掌控总人员超20万人。被戴笠这样的人惦记上，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东北伪满洲国自1943年9月18日颁布《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时局特别刑法》等镇压性法令后，日伪限制汉字使用，强制推广日语教育，消除民族记忆，割裂中华认同。疯狂镇压反满抗日活动，并通过强制劳役掠夺东北矿产资源。日伪政权设立的“思想纠正局”专门针对自认是中国人的民众进行“思想矫正”。借《保安矫正法》抓捕失业者（称“浮浪”），强制劳役。日伪军警可以以“有犯罪可能”为由，任意抓捕民众，关入矫正院进行“思想矫正”。许多无辜民众被冠以“思想犯”罪名关押，并被施与酷刑或强制劳役，导致大量人员死亡，仅1944年因思想矫正而导致的人员死亡就达2万余人，伤致残者无数，可见该法令的残酷性。整个东北都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东北百姓默默承受着，谁都不能确定噩梦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这次噩运降临到通河，通河曾是抗联核心活动区域，有传统的反抗日伪统治的群众基础，2月13日及19日分两个夜晚，日伪军警宪特突然包围了地处通河北部的凤山、凤阳、万柳、清茶等村屯，以查居民证为名，按照已拟好的名单，逮捕了百姓数百人，并连夜押往通河和依兰“矫正院”。谁都知道进入了矫正就如进了鬼门关，即使不死也要脱层皮。
在矫正院里，被关押的百姓承受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往手指里钉竹扦、跪碗碴、舔火苗等酷刑。严刑拷打之下，当场就有50人被打死，腥风血雨中孕育着不满和反抗。
在伪通河县警察警备队看守的矫正局临时监狱，有个人亲眼见证日本人残酷的“矫正”过程，日本人的残暴，无辜乡亲身受的毒刑，激起了他的民族义愤，这个人就是王金才。王金才是通河警备队分队长、执行警尉，当时就担任临时监狱看守班长，他下定决心要救狱中的人。
王金才秘密串联伪警察队中的可靠朋友，并和城里伪警备队孙禄取得了联系，孙禄曾是抗联三军某部营长，打入通河县伪警备队，长期潜伏。通过孙禄又与地下党员李盛彬、通凤交通总站的杨振瀛取得了联系，几人一同商议营救临时监狱关押无辜百姓和抗日人士以及发动暴动事宜。一场以反日伪“矫正”迫害为名的武装暴动正在酝酿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吉林省桦甸县八道河子、横道河子一带，老实巴交的农民王寿山、万永贵、郭喜山也被伪满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粮谷出荷”政策是伪满的国政，它是在农业统制政策下，以极低的官定价格，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把日伪所需的农产品全部掠夺到手，甚至口粮、种子均被搜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通过伪满政权以“报恩出荷”名义追加征购量，征购量大小取决于日本人“需要多少取多少”。东北农民因“粮谷出荷”政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