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伪满洲国，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白面，一旦发现中国人持有或食用大米、白面，就会以“经济犯”罪名进行体罚、监禁甚至处决。?在这种严苛统治下，甚至出现了因呕吐物中出现米粒而导致全家被残害的极端事件。就在通河，1944年的春节一户李姓人家因长期饥饿，用好心人偷偷赠送的米粒煮粥给营养不良的孙子食用。次日，孙子因胃部不适呕吐，呕吐物中的米粒被路过的日本兵发现。日军随即以“食用大米”的罪名，将全家六口人逮捕，并放出狼狗活活咬死。日伪政权又通过“粮食配给”制度，将中国人口粮严格限制为高粱米、玉米面等粗粮。
为防止农民反抗，日伪政权在治安村实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长管理甲长，甲长管理居民。日寇还规定除了不允许居民拥有刀枪之外，就连居民生产工具，也要由甲长统一保管，登记造册，谁要使用，到甲长那里领取，并在登记册上签字画押。劳动归来，要及时将工具交到家长那里保管，再用的时候，再去领取。而那些生产用的农具如果没有及时交回或者拿回家，日伪警察署就会把人抓到宪兵队中队，轻则不死也脱层皮，重则处死。在日寇的高压政策下，治安村的居民，可以说真正手无寸铁。
日本财团全面控制了东北的铁路、钢铁、矿产等命脉产业，资产在6年内猛增近2万倍。通过百万户移民计划，抢占东北耕地。日寇强征1000万中国劳工从事超负荷劳动，疯狂盗掘矿产、林木资源。以人换矿石、林木，矿工死亡率极高，在不少矿山的周边都制造了“万人坑”，用以掩埋被残害致死的大量中国矿工遗骸，战后发现的“万人坑”超过60余处。
日本在伪满时期通过系统性鸦片政策毒害东北民众，成立鸦片专卖公署，强制农民种植罂粟。鸦片种植面积达1545万亩，年均鸦片产量约500吨。吸食鸦片合法化，日伪指定了1400余家鸦片零卖所，光哈尔滨市区就有500家烟馆，还不包括地下烟馆。沈阳、长春等地出现注射毒品摊点，吗啡、海洛因公开销售。东北3000万中国人中约900万吸食者，69%为30岁以下青壮年。
伪满时期中国人被系统性地划分为二等公民。 日本殖民者通过法律和制度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将社会分为三六九等：日本人为第一等，朝鲜人为第二等，中国人则被列为最下等的第三等，被称为“满洲人”或“支那人”。
日本在东北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实行残酷镇压政策，为切断民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强制迁移和集中管控，实现“匪民隔离”。集村并屯、建设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制度。特别是关东军占领东北前期，关东军制造了平顶山惨案、清源县惨案、白家堡子惨案?、下五家子惨案?、南岗头惨案、土龙山大血案?等等。日本人在东北犯下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
通河王金才准备暴动的消息在二十多天后才传到了李振华的手中，这是没办法的事。所有原抗联联络点的联系，都由单独的以周保中名义的情报线联系，完全与东北军区、东北工作委员会的情报系统隔离。李振华不得不小心，原抗联各地联络点被渗透的可能性很大。情报经多重辗转才能送到李振华的手中，好在李振华早就知道此事，这份情报也只是给李振华的判断作一个佐证而已。李振华通知了洪振海，让他做好相应的准备。按照计划，王金才策划的暴动前期，洪振海并不打算干涉，暴动发生时洪振海会派人在通河、方正趁火打劫，并适时引导暴动队伍上铧子山，保证暴动队伍人员的安全。李振华想要通河暴动看起来完全是因为实行思想矫正法等恶法而引起的自发暴动行动，最多能扯上山寨土匪趁火打劫。桦甸县同样也是如此安排，同时东北军区还安排了当地潜伏人员在其它地区依次发动的一些小规模暴动。李振华就是要让日本人认为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等恶法的实施激起了民变，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转移日本人的视线。
2月下旬，华南日军放弃了广州，国军第4战区、远征军一部顺势收复了广州，日军一部沿广九铁路线撤往香港，准备乘船前往华东苏浙皖地区，一部交替掩护退往东莞，经宝安退往香港，乘船前往宝岛。除了在高要、清远及广州外围，中日两军打了几场像样的仗之外，广东没有发生大的战役。国军一直紧逼在日军身后，并未积极追击、截击，而是等日军撤退后，国军才会压上去收复失地，国军逐渐向香港逼进。
广州对中国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不管以何种方式收回，都是难得的胜利。广州因为未经受大战，损失不是很严重，生产和生活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国府对这一胜利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大后方士气大涨。
武汉、广州的收复，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但却意外引发了国府内部的激烈争斗。武汉现由第6战区陈诚部与第5战区李德邻部联合控制，广州由远征军霍揆彰部与第4战区张发奎部、粤军一部控制。这两座城市乃至两个省将由哪方势力来控制，哪方势力就将获益良多。国府内部中央cc系、政学系、土木系、军统，地方陈济棠粤系、李德邻桂系等各方派系均有想法，都期望在其中分得一杯羹。湖北、广东在民国各省中，工业、经济实力均名列前茅，各方势力都不想放弃，哪方势力都想接收。国府各派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派系合众联横，利益交换的戏码不断上演，国府内部打的你死我活、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