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的汴京城里，政治斗争就像一锅沸腾的麻辣火锅——表面浮着红油辣子般热烈的改革口号，底下却翻滚着夏竦们精心熬制的权谋底料。当\"伊霍书信案\"这盘毒蘑菇被旧党涮进锅里时，整个大宋官场顿时弥漫起致命香气。
打蛇打七寸，旧党把矛头指向的是新党重要成员石介、富弼。石介是当时的大儒，作为革新派的口舌，曾为新政写过一篇当时很有名的文章《庆历圣德颂》，文章盛赞新政、贬低旧党，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这令夏竦一帮人怀恨在心，自此和石介成为死敌。
那时节，一则骇人听闻的流言突然在坊间流传，说国子监直讲石介给富弼写了一封信，信里希望富弼行“伊霍之事”，还替富弼起草了废立诏书。这“伊”指的是商朝名臣伊尹，“霍”指的是汉朝权臣霍光，俩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曾经废掉过皇帝，行“伊霍之事”意思就是要阴谋废掉现在的皇帝赵祯。
不久后，夏竦等人居然煞有其事地拿出了这封书信和诏书，呈交了朝廷，而且上面的字迹确实就是石介的。
这可把本来感觉无所谓的富弼吓得是“惊慌失措”，反复上书陈词，并且也拿出了一封石介寄来的书信，内容大致相同，但是信里说的是“伊周之事”，“周”是指周朝贤臣周公，“伊周之事”就不一样了，书信要表达的意思就成了要好好辅佐帝王。
双方都说自己手里的书信是真的，一时间朝里是闹得乱糟糟一片，可这个时候皇帝始终没有任何表态，似乎在静观事态发展。这时候又有人上奏说了，阴谋废皇帝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是范仲淹，还言之凿凿的搞出了很多证据。
哪知道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结果皇帝还是不说话。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皇帝对革新派产生疑虑了，此时范仲淹早就被流言折腾得焦头烂额，为了自证清白，他只好上了书，请求辞职。
这回皇帝终于发话了，赵祯驳回了辞呈，让范仲淹等人安心理政，不必理会。但是旧党怎么可能放弃这大好良机，随后朝中弹劾富弼、石介的奏疏像雪花一样席卷而来，同时又有了新的流言兴起，说范仲淹、富弼等人结成了朋党，通过新政打击异己，提拔党羽。
一时间，关于革新派结成“朋党”的舆论甚嚣尘上。
要说革新派造反，皇帝可能不太相信，而所谓的“朋党”，恰恰戳中了皇帝脆弱敏感的心。因为就在前朝，牛李党争持续时间将近40年，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直接加剧了宦官专权、官场腐败，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以至于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的感叹。在皇帝赵祯心里，朋党就等于乱政，乱政就等于夺权，只要是“朋党”那就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面对汹涌的“朋党”指责舆论，赵祯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范仲淹喊进宫里，旁敲侧击地问了：“这些传言不会是空穴来风吧，你们平时聚在一起是在做什么呢？”
范仲淹知道皇帝的想法，毕恭毕敬地解释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家脾气相投才聚在一起，这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这只是有人借此攻击新政而已。”看着皇帝质疑的表情，范仲淹又举例自证说，自己平时就跟富弼几个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诗歌而已，真的没有什么朋党。
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革新派也反复据理力争，极力否定朋党一说。就这样，皇帝也仅仅只能保持怀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证据。
谁知道很快就坏了事，因为革新派们架不住有个干蠢事的队友，这人就是倔驴欧阳修，啥叫倔驴呢？就是他只管自己的想法，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如何。
面对外界反复的攻讦，这欧阳修也置上了气，他觉着反正自己又没干坏事，身正不怕影子斜，俺就是看着范仲淹、富弼这帮人好，就喜欢跟他们处，我就是朋党了爱咋咋地。
欧阳修下笔千言写下一篇《朋党论》，大文豪的文笔自然没话说，文章开宗明义地就讲了，党分君子之党、小人之党，自己这帮人确实是朋党，但却是君子之党，是好朋党。
这篇文章一经上报，就让本来持怀疑态度的皇帝一下子坐实了心里关于朋党的猜测。赵祯愈发看革新派这帮人不爽，天天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着手剪除革新派成员，有的人被撤了职，有的人被查办。
此时的范仲淹是一个四十五岁的中年，已再不是十几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这些年来，他经历了太多无奈。他拼了命地想保护好兄弟们，但身边的张亢、滕宗谅……一个个接连倒下；敌人那么多，手段那么狠，打得他几乎喘不过来气，他向身后看去，想找到一个支持的眼神，看见的却永远是一张阴沉不定的皇帝臭脸。
现在自己又陷入了信任危机，整天被皇帝质疑，这样严峻的形势，变法根本就推行不下去。此时的范仲淹，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什么明明所有人都知道改革是对的，于国于民都好，但为什么就是艰险重重？
他知道自己必须得走了，再不走的话，整个革新派眼看着就会立马团灭。那就走吧，但愿皇帝能慢慢想明白自己这些人的良苦用心。
正好这时，河东路传来了辽国举兵要攻打党项人部落的消息，并且已经在大宋北部边境聚集了大量军队。早看形势不对的范仲淹就趁势申请前往巡视，被批准后，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外派，暂时离开了朝廷。
八月，富弼以“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奏请前往守卫河北，被批准后，以河北宣抚使的身份巡边。同月，大嘴巴欧阳修也被委任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巡按河北吏治。
这宣抚使、按察使的巡边都是临时性的差事，所以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富弼的枢密副使、欧阳修的知谏院职务都依然保留着。但实际上，他们失去了对中央朝局的即时控制力，这一去必然凶多吉少，此时很多还留在京城的革新派们不约而同地写诗、写文章道出了深深的担忧——“范仲淹，您还能回得来嘛？”
紧接着，“墙头草”的中间派宰相晏殊也受到了牵连。改革伊始，他先是遵从皇帝的想法与站在了革新派这边，帮助一起推行新政。后来皇帝对改革的态度转为了质疑，晏殊也依旧追随皇帝的想法做了站队，对昔日一手提拔的那几个改革派进行了打压，比如他坚持要将富弼、欧阳修外放。然而晏殊不懂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是朋友那就是敌人”的道理，这就让革新派和旧党同时对他口诛笔伐，眼看干不下去的晏殊就自请罢了相，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做了知州。
不久，书信案的当事人石介也受不了这朝中纷纷攘攘的谣言，主动请求调往基层，很快就获批，转任到濮州任通判。由于内疚于自己牵连了这么多人，石介终日郁郁寡欢，还没到任就病倒了，于次年七月病死在了家中。
政治斗争是极为残酷的，就在石介死后，旧党为了牵扯到其他人，还诬陷他假死，要派人去掘坟，幸亏被皇帝及时制止了，皇帝说了：“人做事情，总要有点底线。”
沸沸扬扬的“伊霍书信”案，直接把势头正猛的新政陡然间干得奄奄一息。
时过境迁，后世的人们都相信革新派这些人都是被冤枉的——这是一帮心怀梦想、充满干劲的实干家，范仲淹他们的心里装的是大宋的江山、是黎民百姓，更干不出那些阴谋篡位的龌龊勾当。况且，外交家富弼和他的好朋友石介都绝对没那么蠢，会傻呼呼地以为搞个废立诏书就能搞掉皇帝，范仲淹更是个聪明人，也不可能去指使这种事情。
然而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当时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言，说这件事情的操刀者就是石介的仇家夏竦。夏竦很早就开始了布局，他买通了富弼家的一个婢女，知道了石介给富弼写过一封信，然后又找了个临摹高手专门练习石介的笔迹，重新写了一封让革新派们根本洗脱不清的书信，同时还伪造了一封要废掉皇帝的诏书。
当时的人没有办法验证、我们也更无法验证这个传言的真伪，但是明显这更符合逻辑，也更接近真相。
回过头来看，让革新派折戟沉沙的原因就两个字——“朋党”，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呢？
答案显而易见——不是，而且远不是，是皇帝的疑心过了头。革新派这帮人甚至没有统一的带头大哥“党魁”指挥大家，也没有统一的思想、一致的行动、完整的组织。
水洛城案就集中暴露了革新派内部的分裂问题，大家都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所有人想干嘛干嘛，一旦有了矛盾，关键时候也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大哥大能出来吼一嗓子，让大家都闭嘴，结果派里自己人都能斗得头破血流。
范仲淹是具备带头能力的，但是他既没有坚强的皇帝后盾、又没有强大的家族底蕴，也就没有足够的权势和掌控力。
所以说，现在的革新派就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社团，顶多就只能算一个集社。
那“朋党”比起范仲淹的这个散乱集社多了些什么呢？那是一个能把所有人拴死的纽带——“利益”。
也许朋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高尚的理想，比如牛僧孺的牛党、后面王安石的新党，但是必须要用利益死死拴牢所有人，让大家的背叛成本增高，让更多的中间派被绑定，形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朋党也才更有战斗力。对比之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有的就只有理想。
也许有的朋党就是为了单纯的利益，比如庆历新政时期的反对派“旧党”，章得象、夏竦他们以血缘、师生、同年等形式来相互结交，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关系则更为隐蔽，以至于瞒过了皇帝。
这些和有着“科学的主义、明确的政治目标、规范的党章典章、全套的组织机构”的现代政党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朋党也是党，是中国古代的党，很团结也很有力量。
至此，旧党已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但斩草必然除根，他们的攻势依然犀利且猛烈。随着范仲淹的离世，新党群龙无首，剩下的追随者们还能坚持多久？他们能否在旧党的猛烈攻势下守住阵地？这场政治博弈的最终结局，仍然充满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