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澈带我去了南境城最老的一条地下通道。那通道原是90年代未完工的地铁残段，后来被废弃，封死。我们从一处修车铺后墙的废油桶口钻进去，身上都被蹭出几道灰黑的油迹。
空气闷得发潮，头顶吊着几只昏黄灯泡，光线斑驳像水下的影子。地板上满是泡过水的纸张和划痕，有人在墙角涂了三个大字：“他们在。”
这就是回音者的“北境临时点”。林澈说，这是站点之一，也是我们这种“外围编制”能接触的极限空间。
进入通道尽头的那间封闭空间时，我看到一个女人正在烧纸。
不是焚香，不是供奉，就是老百姓最常见的黄表纸。
她的动作很慢，像在点燃一封封信。
我忍不住问：“你在给谁烧？”
她头也不抬，轻声回答：“他们都是我认识的人。每烧一次，我能记住他们多一点。”
这地方没有电子记录，没有键盘，没有摄像头，甚至连灯都是手摇电池供能。
“你们不用电脑？”我问。
林澈摇头：“我们不信任何带网线的东西。编号能生，资料就能死。只有人记住的东西，才活着。”
那女人烧完纸，擦干手上的烟灰，回过头看我。
“你是新来的？”
我点头。
“那你见过编号者死吗？”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那句话像刀，劈进我的胸膛。
“见过。”我低声回答。
她看了我一眼：“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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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那间封闭房间中央，深吸一口气，开始讲刘乾的故事。
“那天是个晴天。热渣机出了故障，本来是我值班，但刘乾……他替了我。因为他知道，我前一天在白工区查资料，差点被追着打。”
“他进冷库时，没穿防爆服。他说那机器老了，按理要报修，可修报流程要两天，他不想拖产线……他说‘我顶一下就出来’。”
“我在调度屏前看着他进去，十分钟后，冷库外的焊机开始运转。门，被封死了。”
“我冲去拍门，没人回应。三天后，他的编号消失了。他的工号系统被注销，他的名字在公示上被贴上‘辞职’两个字。”
我说完后，整个房间静得像坟墓。
那个女人走到我面前，从桌上拿出一本本子，写下“刘乾”两个字，按在墙角。
“编号？”
“q-L109。”
她再写上一行小字：“死因：系统冷封。证人：净空。”
墙上的纸页随着风扇吹动，翻了两页，露出上面贴着的人名：q-S008、q-w010、q-K099……几十个字母，拼出无数无名者。
“这就是‘入门’。”林澈说。
“我们不收抗议者，也不收喊口号的人。我们只收‘讲述者’。你见过，就要讲出来。你记住，就要写下来。”
我问：“这有用吗？”
那女人看了我很久，才说：“被忘记，是第二次死亡。我们至少保证，他们只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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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我被安排在“编号映射组”担任资料协查。组里的人几乎全是灰工出身，有的是被开除、有的是跑路、有的根本不被承认存在。
“我们不只记录编号，还要找回名字。”林澈说。
他给我看一张卡片，上面编号为q-S097，但反面却写着四个字：“李冬梅 死”。
“这是她死前最后留下的纸条，我们找到了她以前的邻居，从她小时候的作文里找到‘我叫李冬梅，今年十岁，我想做老师’。”
“你觉得这纸条值几个钱？”
“值命。”我回答。
“对。”林澈点头，“她活过，我们就是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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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晚，我在资料室里清查旧编号卡时，找到一张写着“q-x001”的卡。资料栏写着：不详。
我问林澈：“这是谁？”
他盯了几秒，摇头：“这个是我们最早一位成员留下的卡。他没留下名字，编号是虚拟的。你知道他最后写了什么吗？”
我摇头。
林澈翻出一页发黄的纸，上面只有一句话：
“你见过他们死，就别让他们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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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明白，编号不只是系统下的符号，而是人被活埋后的墓志铭。我们这些“见证者”，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抗争，而是为了让这些“编号者”，哪怕只剩下一丝呼吸，也不被彻底抹去。
在系统里，他们是死过的人；但在我们这里，他们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