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六年的暮春，京城的槐花落了满地，像一层薄雪覆在吏部衙门前的青石板上。
我攥着那道墨迹未干的牒文，指尖被宣纸上的朱砂印烫得发疼。
这牒文上“洛城县知县”几个字歪歪扭扭，倒像是用断了尖的笔写就，透着一股敷衍的凉薄。
吏部侍郎递牒文时，指甲在案头轻叩着《品级考成簿》，那册子边角卷着，露出“谪官任职，需选三年无考之地”的夹签，声音里带着笑：“魏大人，洛城虽偏，却合了'烟瘴小县，历练清苦'的例，三年任满，或有转机。”
我盯着那朱砂印，想起三年前在扬州同知任上，因整顿盐政触怒权贵，被御史参劾“苛待盐商，败坏吏治”。
彼时吏部大堂上，尚书大人将我的官印摔在地上，印面磕在金砖缝里，崩掉的朱砂屑混着尘土
——后来我才知道，那封弹劾奏折的末尾，附了盐运使司的“浮引勘合”（注：明清盐商额外领盐的凭证），每道勘合都盖着户部的关防，而我查封的私盐，恰是按这些“合法”勘合流出的。
老槐树的枝桠在头顶交错，筛下的光斑晃得人眼花。
恍惚间，祖父苍老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那时我尚是垂髫孩童，跟着他在江南老宅的书斋里读陶潜。
他总爱抚着我后颈的碎发，说我眉骨高、眼尾挑，像极了古画上的陶公。
可如今想来，祖父怕是看错了——陶公是弃官归田，而我却是被官帽砸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去往那地图上都难寻的洛城。
行囊里压着的《国朝会典》残卷（内页仍保留明万历版校注），某页被虫蛀出的洞里，正套着“言官不得论及盐铁”的朱批——这是顺治三年吏部沿用明制时的旧规，至今未改。
腰间的玉佩突然硌得肋骨生疼。
那是三年前在扬州，婉娘隔着画舫的珠帘递给我的。
她指尖的蔻丹染了玉佩一角，至今还留着淡淡的红痕。
并蒂莲的纹路被摩挲得发亮，此刻却冰得像块寒铁。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扬州盐运使司的门前，她立在垂花门下，月白色的裙角被风吹得翻飞，眼神却像结了冰的湖面。
那时她父亲——扬州最大的盐商——正与盐运使在厅内分着“余盐羡余”（注：官盐额外收入），算盘珠子的声响隔着窗户，比她的话更刺耳：“大人前程似锦，婉娘不送了。”
后来我才明白，她父亲的盐号每年能从“浮引”中多拿三千引盐，我的整顿，动的是他们写在《盐法考成》里的“合法”财路。
暮色像墨汁一样晕开，染灰了巍峨的宫墙。
我背着半旧的青布行囊，在宣武门的更夫敲第一梆子前跨出了城门。
马蹄踏过瓮城的回音格外清晰，惊起了城堞上栖息的寒鸦。那“扑棱棱”的声响里，似乎还夹杂着当年殿试时主考官的冷笑：“魏东来？哼，恃才傲物，难堪大用。”
他说这话时，我正站在“对策需合圣意”的殿试规矩牌前，牌上“盐铁”二字被前人摸得发亮，像两个醒目的疤。
洛城……我在心中默念这个名字。
幕僚曾给我看过舆图，那地方在太行山脉的褶皱里，像一粒被风吹落的尘埃。
可尘埃也得落地生根——我摸了摸胸口藏着的《农政全书》抄本，那是恩师张大人临行前塞给我的，扉页上写着“为民者，当知稼穑之苦”。
书脊处夹着张字条，是他用极小的字写的：“顺治十三年，洛城报旱，抚台批文'着地方官劝谕百姓，节粮度荒'，可藩库拨下的赈灾银，七成进了转运使的私囊。”
济世之火或许微弱，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让它在这制度的裂缝里烧起来。
走到城门外的石桥上，我回头望了望京城的轮廓，宫墙上的琉璃瓦在暮色中泛着冷光，突然想起自己初入官场时，曾在《给事中叶》里批过：“朝廷设官，当如江河灌田，而非堰塞为池。”
如今想来，那朱批早被上司用墨涂了，像滴在宣纸上的血，洇开一片模糊。
跨出宣武门时，更夫刚敲过第一梆，残月被乌云咬去半角。
马队在官道上碾过晨霜，我摸着怀中《农政全书》抄本，指腹蹭过恩师题字的“稼穑”二字，突然想起扬州瘦西湖的画舫——如今画舫换成了骡车，珠帘碎成了车辙里的冰碴。
行至真定府时，遇见逃荒的流民，他们筐里的观音土混着我的干粮碎屑，在暮色里凝成灰饼。
日夜宿晓行。
不是赴任，是把自己扔进时代的破锅里，同这千里赤地一起，煮一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