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日夜宿晓行，马蹄铁磨掉了两层，终于在一个起雾的清晨望见了洛城的轮廓。
雾气裹着土腥味扑面而来，城墙上的夯土块掉了大半，露出里面掺杂的秸秆，像老人枯瘦的筋骨。
城门洞上方的匾额早没了字迹，唯有“洛城”二字的刻痕里嵌着鸟粪，旁边还钉着半张褪色的告示——那是崇祯十五年的“劝农诏”。
如今被虫蛀得只剩“……百姓不得私鬻青苗……”几个残字，底下盖着的县衙印鉴已淡成水渍。
一个挑着空水桶的老汉从城里出来，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沾着草屑。
我勒住马问：“老人家，这洛城可是三年大旱？”
老汉抬起头，脸上的皱纹深如刀刻，半晌才哑声道：“何止三年？自前年黄河决了堤，这地就没下过透雨。”
他指了指城外的田垄，“大人您看，那本该是麦田，现在比坟地的草都旺。”
说着，从怀里摸出个破布包，里面是几粒发黑的麦种，“去年官府发的'赈灾种'，说是'御赐改良麦'，种下去全是瘪的——后来才知道，县丞把好种子都换了钱，买了这破种糊弄人，还在《灾种发放簿》上按了红手印呢。”
果然，目之所及尽是荒草。
几株勉强冒出的麦苗蔫巴巴地垂着，叶尖卷成了细针，根部的泥土裂得能塞进拳头。
更远处，有几个面黄肌瘦的妇人在挖野菜，孩子趴在地上啃草茎，见了生人也不抬头。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穿着露出脚趾的布鞋，手里攥着一根干枯的菜叶，正往嘴里塞，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
她母亲的腰间挂着个木牌，上面用炭写着“流民赵孙氏”，那是去年县衙发的“赈济牌”，按《荒政条例》，持牌者可领每日半升麸子。
可她们说，上个月的赈济，被衙役以“磨耗折损”为由，扣得只剩小半碗。
县衙比我想象的更破败。
三间瓦房的屋檐塌了一角，用几根歪脖子木头支着，“明镜高悬”的匾额斜挂着，“明”字的“日”部落了块漆，倒像是“月镜高悬”，透着股阴森。
门柱上贴着张新告示，是前任李大人走时贴的“禁革陋规”，可墨迹未干就被人用泥糊了，露出“……驿站不得苛索百姓……”的字样——典史王顺后来告诉我，李大人走时，驿站的马夫们凑钱给他送了“万民伞”，伞面上绣的却是“刮地三尺”四个隐字。
典史王顺带着两个衙役迎出来时，我看着他的公服洗得发白，补钉用的竟是粗麻布，揖还没作完，袖口的线头就挂在了门框的铁钉上，扯出的布纹里露出半片褪色的绣字——那是崇祯年间的“忠勇”二字，他慌忙用手掌掩住，说“是上任知县赏的号衣。”
“大人……您可算来了。”
王顺的声音嘶哑，眼圈发黑，从袖筒里摸出个油纸包，“这是前任李大人留下的《钱粮账簿》，您瞧瞧吧。”
账簿的封皮写着“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洛城县收支”，可翻开第一页，“地丁银”项下就用红笔打了个叉，旁边注着：“奉抚台批，悉数解送藩库，作河工银。”
再往后翻，“赈灾粮”栏里画着个大大的空仓，仓角写着行小字：“半仓陈谷，已被巡检司刘大人提走充作'剿匪军粮'，有领状在案。”
跟着王顺走进正堂，地上的方砖缺了几块，露出下面的黄土，踩上去能感觉到细细的沙粒硌脚。
一个衙役正趴在桌上写什么，走近一看，竟是用树枝在沙土上画押，旁边放着一本破旧的账册，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有些地方还被虫蛀出了洞。
账册里夹着张残破的《催科票》，票上写着“欠银三钱四分”，画着的锁链图案已被指腹磨平——那是去年百姓交不上税时，衙役用来吓唬人的“欠粮锁票”，按《赋役全书》，灾年本可缓征，可巡检司的批文下来，却是“照常征解，逾期加罚”。
后院的西厢房是我的卧房，一张瘸腿的木板床，墙角结着蛛网，窗纸上的破洞用稻草堵着，风一吹，稻草就发出簌簌的声响。
我放下行囊，腰间的玉佩碰到桌角，发出一声清响。
恍惚间，似又看见婉娘在扬州为我整理行装，她指着案头的菱花镜说：“东来，你瞧这镜，虽小却能照见人心。往后做了官，可别忘了自己是谁。”
那时我还笑她多愁善感，如今站在这四面漏风的县衙里，才看见镜中自己的影子——官服上的补子已磨得看不出禽鸟纹样，倒像块打满补丁的旧布。
墙上挂着前任留下的“劝农图”，图里的农夫个个丰衣足食，田里的稻子长得比人高。
可画框的背面，有人用指甲刻了行字：“画饼不能充饥，朱批不如谷米。”
洛城的荒芜，何止是田间的草？
这账簿里的空仓、告示上的残字、百姓腰间的木牌，分明是朝堂的荒败，人心的荒芜，比天灾更难根治。
我推开后窗，望见城外百姓佝偻的背影，突然想起祖父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小县亦需破釜沉舟。”
只是这锅底下的火，该从哪处的裂缝里点燃？
后窗推开时，城外传来婴儿的夜啼，像根细针戳进耳膜。
桌上油灯芯爆出火星，照亮县志“洛城膏腴”四字—— 万历年间的漕运图上，商船密如梳齿，可如今书页间夹着的崇祯灾荒图，饿殍的指甲还抠着“斗米千钱”的注脚。
我突然想起十八岁步行赶考时，路边野地里嚼过的苦菜，那苦味竟顺着记忆爬上来，在舌尖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