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传杰还在关外哈尔滨的山坡上，用嘶哑的垛子谣送别他的干爹，沉浸在小人物的悲欢与归宿中时，千里之外的上海，另一场关乎千千万万普通人命运的风暴，正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与民族的愤怒中悄然酝酿。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黄浦江畔，高楼与棚户并存，霓虹与饥馑交织。依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控制着中国的海关、金融、航运，更在中国土地上，特别是上海这样的通商巨埠，开设了大量工厂。
这些外资工厂，如同附着在古老肌体上的凶狠水蛭。日本的内外棉、英国的怡和纱厂、美国的慎昌洋行……烟囱日夜不息，吐出的黑烟笼罩着低矮的工房。
车间里，机器轰鸣震耳欲聋，空气闷热污浊，飘满棉絮和尘埃。工人们——其中很多是来自因战争破产农村的妇女和童工——她们每天在这里工作十二小时以上，甚至更长，换取微薄得难以糊口的工资。
每天都有监工手持皮鞭或棍棒，来回巡视，稍有懈怠便是叱骂甚至殴打。工伤事故频发，染上职业病，如纺织工人的“棉尘肺”，此类者甚众，一旦劳工失去劳动能力，便会被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境遇凄惨，如果敢闹事，那就往往会被当场打死！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下，上海底层工人的觉悟逐渐提高，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承认工会权利。每一次罢工，都是与资本家的一次艰难的较量，都伴随着流血和牺牲，但也一次次擦亮着工人们的眼睛，凝聚着他们的力量，也在酝酿着更大冲突的爆发。
而最终成为五卅运动导火索的，便是顾正红之死！
1925年5月15日，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的工人，为抗议厂方无故开除工人、撕毁协议，再度举行罢工。下午，工人代表、年轻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带领工人群众前往厂区与资本家交涉，要求恢复上班。厂门紧闭，日本大班元木、川村等人，竟悍然命令厂内日籍职员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代表们开枪！
枪声响起，顾正红身中四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年仅二十岁。另有十余名工人受伤。顾正红的牺牲，像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积郁已久的怒火。不仅纱厂工人义愤填膺，上海各大学校的学生们也闻讯震怒，他们长期感受到国家的屈辱和社会的黑暗，对帝国主义暴行早已忍无可忍。
由此引发的风暴骤然降临！
悲愤的情绪在迅速蔓延、发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酝酿。
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两千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主要街道进行演讲、散发传单，揭露日商枪杀顾正红的真相，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呼吁收回租界。学生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群情激昂。
下午，游行队伍在南京路（当时公共租界最繁华的街道）附近聚集，人数越来越多。英国租界当局如临大敌，调动大批巡捕进行阻拦、驱散。双方发生对峙和冲突。
约下午3时37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英国捕头爱伏生（Everson）竟悍然下令开枪！手持步枪的英国巡捕、万国商团（租界武装）向密集的游行群众疯狂射击。子弹呼啸，血肉横飞。
刹那间，南京路成了屠场。同济大学学生、共青团员尹景伊，上海大学学生、共青团员何秉彝等13人当场中弹身亡，伤者数十人，南京路上血迹斑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怒潮席卷！全国响应！
惨案的发生，不仅未能吓倒中国人民，反而如同在沸腾的油锅里泼进了冷水，激起了冲天怒焰。
在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6月1日，上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二十余万工人走出工厂，五万多学生离开课堂，绝大部分华商关闭了店铺。
外国租界顿时陷入瘫痪，电车停驶，电灯失明，工厂寂然，繁华的南京路一片萧条。上海，这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变成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前沿阵地。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狂飙迅速冲出了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武汉、天津、南京、长沙、九江、济南、郑州……几乎所有大城市和众多城镇，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
各地纷纷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雪耻会”，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抵制英货、日货。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宣传演讲遍及城乡，“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响彻云霄。形成了一次全国规模的、空前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这场风暴，不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标志着中国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某种程度的联合斗争。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上海南京路的枪声，鸣响了一个古老民族在苦难与挣扎中，寻求独立、尊严与解放的深沉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