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铁馀：唐代“迷信操盘手”！埋佛骗财又作乱，聪明用错终送命
白铁馀是唐代延州地区的稽胡人，脑子灵光却不用在正途上，一门心思琢磨怎么靠歪门邪道敛财夺权。他先偷偷找了一尊铜佛像，埋在深山峡谷里的一棵柏树底下，然后耐心等了很久，直到埋佛像的地方长满野草，看不出任何人工痕迹，才开始他的“造神计划”。
他到处散布谣言，说“山谷里有佛光显现，是圣佛要出世的征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勾起了当地人的好奇心和迷信心理。白铁馀见火候差不多了，就召集了几百号人，在山谷里摆下斋饭，假装要“迎请圣佛”。
仪式开始后，他故意带着人去别的地方挖，挖了半天啥也没找到。这时他站出来“解梦”：“不是圣佛不肯出来，是大家的诚心还不够，不肯布施积德，圣佛怎么会显灵呢？”这话一出，信众们立马慌了，纷纷掏钱捐物，希望能感动“圣佛”。等到收到的钱财物资加起来超过一百万时，白铁馀才假装“心有感应”，带着人去他当初埋佛像的地方挖掘，一挖就“顺利”挖出了铜佛像。
经此一事，白铁馀的“神棍”光环彻底打响，赶来求见“圣佛”的人越来越多。他趁机搞起了“阶梯式敛财”：用红、紫、黄等不同颜色的绫罗绸缎，把铜佛像层层包裹起来，想看圣佛的人，每揭开一层绸缎，就要捐一次钱。方圆几百里的男女老少都被迷得发狂，争相前来捐钱“见佛”。
手里有了钱，又有了大批信众，白铁馀的野心越来越大，干脆聚众作乱，自称“光王军师”，妄图推翻朝廷。最终，朝廷派将领程务挺率军征讨，白铁馀兵败被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冯梦龙点评：其实白铁馀的这套“造神敛财”的思路本身很有“智慧”——懂得制造噱头、引导情绪、设计变现模式。这种智慧用对了地方，就是李抱贞、刘玄佐那样的治世能臣；用错了地方，就成了白铁馀这样的乱臣贼子。这哪里是智慧的错，分明是用智慧的人走了歪路啊！
【管理智慧】
从白铁馀作乱看现代管理：“符号赋能”的双刃剑与组织目标的正向锚定
白铁馀利用铜佛像制造“佛光现世”骗局，从初期骗取百万布施到后期聚众作乱自称“光王军师”，其行为本质是一场借“神圣符号”操控人心、实现个人野心的恶性事件。从现代管理学视角看，白铁馀的运作逻辑暗含“符号赋能”“群体动员”“目标异化”等核心命题——他精准掌握了“符号构建信任、信任转化追随、追随升级为行动”的链条，却将这一逻辑用在了破坏社会秩序的邪路上。反观评论中提及的李抱贞、刘玄佐，同样善用“符号赋能”，却将其导向稳定组织、提振士气的正向目标。对比二者的差异，能为现代组织管理者如何“善用符号力量、锚定正向目标”提供深刻启示。
一、白铁馀的“符号操控术”：借“神圣符号”构建信任，实现低成本动员
白铁馀之所以能快速聚集人气、骗取钱财甚至发动作乱，核心在于他精通“神圣符号构建与赋能”的技巧，通过制造稀缺性、仪式感和情感共鸣，让普通铜佛像成为“信仰载体”，进而实现对群体的低成本操控。
其第一步是“制造符号稀缺性，激发群体好奇与敬畏”。他将铜佛像埋于穷谷柏树之下，待草木丛生后宣称“佛光现世”，用“自然异象+神圣预言”的组合，赋予铜佛像“非人力可为”的神秘属性。这种“稀缺性符号”的构建，在管理学中对应“品牌差异化定位”——通过打造独特、不可复制的符号，快速吸引目标群体关注。就像现代某些品牌会编造“祖传秘方”“限量发售”的故事，让普通产品拥有溢价空间；但白铁馀的本质区别在于，他的符号构建完全基于谎言，且目标是掠夺而非创造价值。
第二步是“设计仪式化流程，强化符号可信度与参与感”。白铁馀聚集数百人设斋“请圣佛”，先故意从其他地方挖掘无果，将原因归咎于“众人诚心不足、布施不够”，再引导众人加大投入后，从预设地点挖出佛像。这种“先挫折后成功”的仪式化设计，本质是通过“行为绑定”强化群体对符号的信任——当人们为“请佛”付出金钱和精力后，会因“认知一致性”原理，更愿意相信佛像的神圣性。后续他用多层绫罗绸缎装盛佛像，观者每揭开一层就要布施一次，进一步将“符号接触”与“利益付出”深度绑定，形成“越付出越信任”的恶性循环。这种仪式化策略，在现代组织管理中本可用于强化团队凝聚力（如企业文化仪式），但白铁馀却将其转化为“收割工具”，让参与者在反复的仪式中逐渐丧失理性判断。
第三步是“升级符号价值，实现从‘敛财’到‘动员’的跃迁”。当“圣佛”符号积累足够多的追随者后，白铁馀不再满足于骗取布施，而是将符号与“反抗权威”的目标结合，自称“光王军师”发动作乱。这一步的关键是“符号价值的异化”——他将众人对“圣佛”的信仰，转化为对自己个人权威的追随，让“求神拜佛”的朴素需求，升级为“参与作乱”的危险行动。这种“符号价值跃迁”的逻辑，在现代管理中若用之正向，可将组织愿景转化为员工的行动动力；但白铁馀的做法，本质是利用符号进行“恶意动员”，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二、白铁馀与李抱贞、刘玄佐的核心差异：“符号赋能”的目标锚定与价值导向
评论中提到“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贞、刘玄佐；不善用之，则白铁馀矣”，这一判断精准点出了“工具本身无善恶，使用者的目标与价值导向决定其结果”的核心。对比三者的行为逻辑，可清晰看到“符号赋能”在不同目标下的天差地别。
李抱贞在潞州时，曾面临军饷匮乏、士兵哗变的危机。他利用当地百姓对“寺庙神钟”的敬畏，宣称“神钟能显灵，若能将钟熔化铸钱，可解军队燃眉之急，且不会冒犯神灵”，并亲自带头祭拜，最终顺利熔化神钟解决军饷问题。刘玄佐则在镇守汴州时，通过“伪造祥瑞”“宣传忠义”等方式，强化士兵对朝廷的忠诚和对自身的信任，稳定军心、抵御外敌。二者与白铁馀的共性在于，都善用“神圣符号”或“权威符号”构建信任；但本质差异在于三个维度：
其一，目标的正当性：李抱贞用符号赋能是为解决军队生存危机、避免哗变带来的社会动荡，刘玄佐是为稳定边防、守护百姓安宁，二者的目标均符合组织（军队）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白铁馀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个人敛财与权力野心，完全违背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在现代管理中，这对应“组织目标的伦理底线”——优秀的管理者会将“符号赋能”用于实现组织价值（如提升产品质量、服务用户），而不良管理者则会用其进行“虚假宣传”“收割韭菜”，最终损害组织长期发展。
其二，价值的创造性：李抱贞熔化神钟铸钱，本质是将“宗教符号”转化为“实用资源”，解决了真实存在的军饷问题，创造了“稳定军队”的实际价值；刘玄佐通过符号赋能提升军心，最终转化为“抵御外敌”的战斗力，创造了“守护边疆”的价值。而白铁馀的“符号赋能”完全是价值掠夺——他骗取的百万布施，没有转化为任何对社会、对追随者有益的成果，反而将追随者拖入作乱的深渊。这对应现代管理的“价值创造原则”：组织的任何策略（包括符号构建），最终都应指向“创造用户价值、员工价值、社会价值”，若仅停留在“掠夺式变现”，必然无法长久。
其三，手段的透明性与可逆性：李抱贞、刘玄佐的“符号使用”虽有一定策略性，但并未完全脱离现实——李抱贞明确告知百姓“熔钟是为铸钱解危”，后续也确实用铸钱解决了军饷；刘玄佐的“忠义宣传”，最终通过“抵御外敌”的实际行动验证。而白铁馀的手段完全基于谎言，从“佛光现世”到“圣佛显灵”，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且一旦谎言被戳穿（如程务挺征讨），整个体系便瞬间崩塌。这对应现代管理的“诚信原则”：符号赋能可以有策略，但不能有欺骗；可以有包装，但不能脱离本质。只有基于真实价值的符号构建，才能形成长期信任。
三、白铁馀事件对现代管理的三重警示：符号使用的边界与目标锚定
白铁馀的失败，不仅在于其目标的邪恶，更在于他违背了“符号赋能”的本质逻辑——符号是“信任的载体”，而非“欺骗的工具”；是“价值的放大器”，而非“掠夺的借口”。这一事件对现代组织管理，尤其是品牌建设、文化塑造、目标管理，具有三重深刻警示：
1.符号构建必须锚定“真实价值”，拒绝“虚假赋能”
现代企业常通过“品牌故事”“企业文化符号”（如logo、slogan）构建信任，但部分企业却陷入“白铁馀式陷阱”——过度包装符号，却忽视核心价值。比如某些网红品牌，靠编造“古法传承”“明星推荐”的故事吸引流量，却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上偷工减料；有些企业打造“创新先锋”的符号，却缺乏实际的技术研发投入，最终因“名不副实”被市场淘汰。
白铁馀的教训告诉我们：符号的生命力源于“真实价值支撑”。就像华为的“狼性文化”符号，背后是“技术研发投入”“员工奋斗精神”“客户至上”的实际行动；星巴克的“第三空间”符号，背后是“舒适的环境”“优质的服务”的真实体验。管理者在构建组织符号时，必须先问自己：“这个符号对应的真实价值是什么？我们能持续兑现符号承诺吗？”只有符号与价值高度统一，才能形成长期信任。
2.群体动员必须坚守“伦理底线”，拒绝“恶意操控”
白铁馀通过“符号+情感”动员群体作乱，本质是利用了群体的“非理性心理”——当人们陷入集体狂热时，容易丧失独立判断，盲目追随权威。这种“恶意动员”在现代社会中也有体现：某些传销组织靠“财富神话”符号，动员参与者欺骗亲友；部分极端组织靠“虚假信仰”符号，煽动群体对立。
对现代组织而言，群体动员的核心应是“目标共识”而非“情感操控”。比如阿里巴巴提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动员员工围绕“服务中小企业”的目标奋斗；腾讯的“科技向善”，引导员工将技术研发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优秀的管理者会通过“清晰的目标、合理的激励、透明的沟通”，让员工主动认同并参与组织行动，而非靠“虚假符号”或“情感绑架”强迫追随。
3.目标设定必须指向“正向价值”，拒绝“利益异化”
白铁馀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符号赋能”的目标异化为“个人私利”，而非“公共价值”。这一问题在现代组织中也可能出现：部分企业初期以“服务用户”为目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却将“盈利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忽视产品质量、员工权益甚至社会责任，最终导致组织崩塌。比如曾经的某奶粉企业，为追求利润而添加有害物质，不仅摧毁了品牌，更危害了消费者健康。
管理学强调“组织目标的多层次性”——个人目标、组织目标、社会目标应相互统一。就像稻盛和夫提出的“利他经营”理念，将“为员工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价值”作为企业目标，最终实现“企业盈利”与“社会贡献”的双赢。管理者在设定组织目标时，必须避免“目标异化”，始终思考：“我们的行动是否对用户有益？是否对员工负责？是否对社会有贡献？”只有锚定正向价值，组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语
白铁馀的事件虽已过去千年，但其背后的“符号赋能逻辑”与“目标导向差异”，仍对现代管理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他的“智慧”本可用于正向价值创造，却因目标邪恶、手段欺骗，最终落得“被讨斩”的下场；而李抱贞、刘玄佐则用同样的“符号赋能”智慧，解决了实际问题、创造了社会价值，成为历史正面案例。
对现代管理者而言，这一对比深刻说明：管理的核心不仅是“方法与技巧”，更是“价值与伦理”。无论是品牌符号的构建、群体动员的策略，还是组织目标的设定，都必须坚守“真实、正向、利他”的底线——唯有如此，才能让“智慧”成为组织发展的助力，而非自我毁灭的工具。这，正是白铁馀事件留给当代管理最核心的启示。
【原文】白铁馀
白铁馀者，延州嵇胡也，埋一铜佛像于穷谷中柏树之下，俟草遍生，宣言佛光现。乃集数百人设斋以出圣佛，佯从他所?之，不得，谓是众诚未至，不布施耳。盖舍者百余万，即?埋处，获像焉。求见圣佛者日益众，乃以绀紫绯黄绫为袋数重盛像，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数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乱，自称“光王军师”。程务挺讨斩之。
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贞、刘玄佐；不善用之，则白铁余矣，于智何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