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建立汉赵政权，只是大崩溃的开始。接下来的十几年，是中原大地血雨腥风的年代。八王之乱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外部威胁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疯狂和没有底线。
公元306年，八王之乱的最后两位主角——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还在互相攻杀。司马越最终获胜，毒死了傻皇帝司马衷，另立司马炽为帝（晋怀帝），自己独揽大权。然而，此时的西晋朝廷，威信扫地，所能控制的区域仅限于洛阳周边等少数地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北方的胡人政权则迅猛发展。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刘聪派遣大将石勒（羯族）在苦县宁平城歼灭十余万晋军主力，随军的司马越宗室三十六王皆被杀。同年，刘聪又派族弟刘曜（匈奴）攻破西晋都城洛阳。
洛阳的陷落，是华夏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史称“永嘉之乱”。
· 刘曜的军队在洛阳烧杀抢掠，挖掘陵墓，焚烧宫殿。
· 晋怀帝司马炽被俘虏，后遭杀害。
· 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被杀，洛阳这座数百年帝都，化为一片废墟。
晋怀帝的侄子司马邺在长安被拥立为帝（晋愍帝），苦苦支撑了四年。公元316年，刘曜再次率军围攻长安。城内粮尽援绝，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晋愍帝在绝望中，乘坐羊车，肉袒衔璧（脱去上衣，口含玉璧，古代国君投降的仪式），出城向刘曜投降。
至此，西晋正式灭亡。从司马炎公元265年篡魏立晋，到公元316年愍帝投降，这个曾经完成一统的庞大帝国，仅仅存在了51年，就如流星般骤然陨落。
它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内部。是司马家族毫无底线的内讧（八王之乱），耗尽了帝国的元气，摧毁了中央的权威，瓦解了边防的力量，最终导致了“五胡”的趁虚而入，造成了“神州陆沉”的千古悲剧。
【跨时空吐槽】
朱元璋（总结亡国教训）：“咱看这晋朝，就是自己作死的典范！老板摆烂，儿子是傻子，老婆瞎折腾，股东们往死里内斗……这公司要是不倒闭，那才是没天理了！好好一个统一局面，硬是被他们自家折腾得山河破碎，百姓遭殃，可恨！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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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晋朝品牌的南方延续
当北方的天空被战火与硝烟笼罩，洛阳、长安相继陷落，神州陆沉之际，一线生机在南方悄然萌发。
早在八王之乱后期，一些有远见的世家大族和官员，就已经预见到北方不可久留，开始将家族和资产向相对安定的长江以南转移。永嘉之乱后，这股迁徙浪潮达到了顶峰。
大量的北方士族、平民，如同潮水般涌向江南。他们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文化和无尽的故国之思，渡过长江。这场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人口大迁徙，被称为“衣冠南渡”（衣冠指代中原文明）。
而领导这次南迁，并试图延续晋朝法统的，是西晋宗室中的一位疏宗——琅琊王司马睿。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原本在封地并无太大势力。八王之乱时，他听从了谋士王导的建议，早早南渡建邺（后为避晋愍帝司马邺名讳，改名建康，今南京），镇守江东。
王导出身北方顶级门阀琅琊王氏，他深知要在江东立足，必须获得当地土着豪强（如顾荣、贺循等）和南渡的北方士族的共同支持。他精心为司马睿策划了一场“政治秀”。
在一次盛大的出游中，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轿子，仪仗威严，王导和王敦（王导堂兄，掌握军权）等北方名士骑马恭敬随从。江东的豪强们见到如此阵势，被司马睿的声望和北方士族的团结所震慑，纷纷前来归附。
公元317年，晋愍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在王导、王敦等人的拥戴下，先是称晋王。第二年，愍帝遇害的确认消息传来，司马睿便正式登基为帝，重建晋朝，史称东晋。
这意味着，原西晋公司的核心团队（司马氏皇族和北方士族），在北方总部破产倒闭后，成功南迁，并利用原有的品牌影响力，在江南建立了 “南方分公司” ，延续了“晋”这个国号和法统。
【跨时空吐槽】
李世民（对南渡的肯定）：“危难之际，保存火种，延续国祚，司马睿与王导此举，功不可没。这‘衣冠南渡’，不仅是政权的南迁，更是中原文明的一次大转移，为后世江南的开发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石。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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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格局：南北对峙与“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在建康的建立，并没有意味着天下重归太平。它只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南北朝的前奏，以及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南北对峙格局。
此时的天下，形成了鲜明的两极：
· 北方： 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以及部分汉人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割据政权（其中较重要的有十六个），互相攻伐，征战不休。如同无数个新兴的“创业公司”在北方这片广袤而残破的市场中进行着血腥而混乱的兼并战。
· 南方： 东晋王朝偏安一隅，依靠长江天险，勉强维持着司马氏的正统旗号。虽然暂时避免了被北方胡人政权 immediately 吞并的命运，但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东晋的政治格局，从开国之初就奠定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王与马，共天下”。
“马”指的是司马氏皇族，“王”指的就是以王导、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
司马睿能够登基，几乎完全依靠王导的谋划和王敦的武力支持。因此，皇权从东晋建立的第一天起就非常虚弱。皇帝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共主，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北方南迁的门阀士族手中。这些士族大家垄断了高官显位，彼此之间又互相联姻、牵制，形成了强大的门阀政治。
皇帝需要依靠士族来维持统治，而士族也需要皇帝这面旗帜来保障自己的特权。这种奇特的“共治”模式，虽然暂时稳定了东晋的局势，但也导致了皇权不振、内斗频繁（后来相继有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大族专权），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雄心，在内部无尽的权力消耗中，逐渐消磨殆尽。
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朝分裂时期。北方在血与火中艰难地进行着民族融合，南方则在偏安与内斗中延续着华夏衣冠。一个更加混乱而又孕育着新生的“大乱炖”时代，正式到来。
【跨时空吐槽】
赵匡胤（对门阀政治深感警惕）：“这东晋，名为司马家的天下，实则是几家大姓的合伙公司。皇帝就是个招牌，‘王与马，共天下’，这成何体统？如此弱干强枝，君不君，臣不臣，岂能成事？偏安一隅已是侥幸，想要北定中原，怕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