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陷入尴尬的沉默。
我深吸一口气：“王专员，我能不能讲个故事？”
“故事？”
“对，关于韩家村的故事。”我开始讲述，“四年前，韩家村是王答公社最穷的村，人均口粮不到三百斤。后来我建了第一座鸡场，后来又建了养猪场，养羊场，养牛场，蚯蚓养殖基地，再后来我们建了蔬菜大棚和副食品生产基地，现在不管是粮食生产和副业都是之前的十倍不止！”
王副专员听着，没说话。
我看着王副专员，“这些改变，一开始都有人说是‘花里胡哨’‘不务正业’。但事实证明，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
“你在教训我？”王副专员脸色一沉。
“不敢。”我诚恳地说，“我只是想说，面对这场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光靠老办法不够。我们需要新思路、新工具。王专员，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不需要全地区推广，只要一个村，给我们三天时间试点。如果没用，我们立即走人；如果有用，再请专署组织推广。”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半晌，王副专员站起身：“好，我就给你们三天。地点嘛……就去阳高县最旱的刘家坨村。那里的书记是个老顽固，你们要是能说服他，我就服气。”
车队调转方向，驶向阳高县。
刘家坨村的情况确实糟糕。村子坐落在黄土丘陵上，十年九旱。今年的旱情尤其严重，全村一千多亩地，已有三百多亩绝收。村支书刘老栓是个六十岁的老汉，听说省里来了“专家”，拄着拐棍站在村口，第一句话就是：“又是来指手画脚的？”
我不生气，反而笑了：“刘书记，我们不是来指手画脚的，是来拜师学艺的。听说您是全县的种田把式，特来请教。”
这话说得刘老栓一愣，脸色缓和了些：“请教不敢当。不过这天旱的，神仙来了也没辙。”
“能不能带我们去地里看看？”我问。
刘老栓领着众人来到一块谷子地。谷子已经抽穗，但穗子又小又瘪，叶子卷成了筒状。我蹲下身，用手刨开土——干土层深达十五厘米。
“刘书记，平时怎么浇水？”韩浩问。
“从沟里挑水，一瓢一瓢泼。”刘老栓叹气，“一上午浇不了一分地，肩膀都磨破了，顶什么用？”
我让人搬来陶罐：“您试试这个。”
刘老栓狐疑地看着这个“怪东西”。我现场演示：在谷子行间挖浅沟，埋入陶罐，灌满水，麻绳延伸到作物根部。水通过毛细作用缓慢渗出，保持土壤湿润。
“这能行？”刘老栓摇头，“水漏得太慢，不够庄稼喝。”
“就是要慢。”我解释，“庄稼根须是慢慢吸水的，大水漫灌反而会造成水土流失。这种慢渗，正好符合作物需水规律。”
刘老栓半信半疑，但还是同意在自家地里试半亩。
第二天一早，老汉跑到地里一看，愣住了——埋了陶罐的那半亩谷子，叶子竟然舒展开了，虽然还黄，但已经有了生机。没埋陶罐的那半亩，叶子卷得更紧。
“神了！”刘老栓拉着我的手，“这罐子，我们村要一百个！”
“一百个不够。”我说，“刘书记，我想在村里办个培训班，教大家怎么做这种罐子。咱们村有黄土，有窑，自己就能烧。”
“自己烧？”刘老栓眼睛亮了，“能成？”
“能成。”我带来的窑工师傅拍胸脯，“我手把手教，保证三天出师。”
接下来的三天，刘家坨村热闹非凡。村里的老窑被重新启用，男人们挖土和泥，女人们制作陶坯，孩子们帮忙搬运。我带来的技术员分头指导：教怎么测土质，怎么控制烧制温度，怎么打孔穿绳。
第三天下午，第一批二百个陶罐出窑了。村民们迫不及待地拿到地里试验，效果立竿见影。
消息传到专署，王副专员坐不住了，亲自来到刘家坨村。看到地里一排排陶罐，看到村民们热火朝天的干劲，这位老革命沉默了很久。
临走时，他对我说：“我错了。老脑筋跟不上新形势。你们这个组，留下来，在雁北地区全面推广。”
大同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涟漪迅速扩散。
省电台派记者到刘家坨村采访，制作了专题节目《小陶罐抗旱记》，在全省广播。报纸也刊登了长篇通讯，详细介绍节水技术。
各地市县纷纷派人来学习，我的三人小组忙得脚不沾地。我们白天在地头指导，晚上在油灯下编写更详细的技术手册。从晋北到晋西，从忻县到吕梁，足迹遍布大半个山西。
一个月后，全省已有六十八个县推广了节水技术，制作陶罐十二万个，喷壶三千套，修建节水渠道八百多公里。初步统计，这些措施挽回粮食损失预计达两亿斤。
七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吕梁山区的一个村子里指导喷壶使用，突然接到省里紧急电话：立即回太原，有重要任务。
匆匆赶回省城，韩浩直接被带到省委小会议室。里面坐着郭副省长，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人，一看就不是山西本地干部。
“韩浩同志，这位是国家计委的孙司长。”郭副省长介绍。
我心里一惊。国家计委——全国经济计划的中枢机构。
孙司长很和蔼，示意韩浩坐下：“小韩同志，你的抗旱节水报告，我们看到了。很有价值。这次来山西调研，就是想深入了解。”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详细汇报了从试点到推广的全过程，不仅讲技术，更讲了如何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如何把新技术与传统经验结合。
孙司长听得很认真，不时提问：“你们怎么说服保守的老农？”“物资调配中有没有遇到困难？”“群众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如何？”
汇报结束后，孙司长对郭副省长说：“老郭，你们山西出了个人才啊。这种‘试点—总结—推广’的工作方法，很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指导，这个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
郭副省长脸上露出笑容：“孙司长过奖了。小韩确实有想法，肯实干。”
孙司长转向韩浩：“小韩同志，国家正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农业是重点。你的这些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有没有兴趣写一篇更系统的文章？就写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农业技术推广。”
“我……可以试试。”我有些激动。
“不是试试，是必须写。”孙司长说，“写好了，我推荐到《红旗》杂志发表。这样的实践经验，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红旗》杂志！我心跳加速。那是中央的理论刊物，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我太清楚了。
送走孙司长一行，郭副省长把我单独留下。
“这次抗旱，你立了大功。”郭副省长语气郑重，“不仅救了庄稼，更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孙司长说得对，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他顿了顿：“省里研究决定，抗旱结束后，你的工作要调整。有两个选择：第一，回省计委，担任农业处副处长；第二，到地区去，比如雁北或晋中，任行署副专员，主管农业。”
我愣住了。这两个选择，无论哪个都是破格提拔。按正常程序，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干部，最多提个副科，而这是副处，甚至是副厅。
“郭省长，我……我还年轻，经验不足。”
“经验是在实践中积累的。”郭副省长说，“你在抗旱中的表现，证明了你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宝贵的能力。”
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我：“不过我要提醒你，树大招风。你这次风头出得太大了，肯定有人眼红，有人不服。接下来的路，不会好走。”
我沉默。我明白郭副省长的意思。在集体主义的时代，个人的突出表现，往往意味着风险。
“我选第二条路。”我抬起头，“到基层去。我想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
“想好了？”
“想好了。”
郭副省长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复杂：“好。等抗旱结束，省委就下文。不过在此之前，你得完成孙司长交代的任务——那篇文章，要写好。”
回到党校宿舍，已经是晚上十点。
马副书记已经结束抗旱任务回来了，正在灯下看书。见我进门，他放下书：“听说你今天见大人物了？”
“国家计委的领导。”我疲惫地坐到床上。
“好事啊。”马副书记由衷地说，“小韩，你这回算是真正进入领导的视野了。前途无量。”
我苦笑着摇摇头：“马书记，您说，人这一生，到底追求什么？”
这个问题让马副书记一愣。他想了想：“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的是建设新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们年轻人呢？”
“我也想建设国家，也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说，“但我还想……保护自己爱的人，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马副书记深深看了我一眼：“你有对象了吧？”
“嗯。在北京。”
“异地恋不容易。”马副书记叹了口气，“尤其是咱们这种干工作的，一忙起来，家都顾不上。我老婆孩子都在吕梁，一年见不了几次面。”
宿舍里安静下来。窗外传来远处的火车汽笛声，悠长而寂寥。
我铺开稿纸，准备写孙司长要的文章。笔尖落在纸上，却迟迟写不出第一个字。
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刘家坨村老农脸上的皱纹，孩子们抬水时瘦弱的肩膀，妇女们背着喷壶在烈日下劳作的身影，还有王副专员从质疑到信服的转变……
这些，才是真正的中国。
这些，才是我重生到这个时代的意义。
笔尖终于动了。
《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山西抗旱节水技术推广的启示》
开头第一段，我写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力量是人民群众。任何新技术的推广，任何新政策的实施，都必须扎根于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次山西抗旱斗争，再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写到深夜两点，完成了初稿。
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走到窗前，看着太原城的夜色。大多数人家已经熄灯，只有几盏路灯孤独地亮着。
我想起了香港。
如果现在去香港，应该很容易赚到钱吧。1965年的香港，房地产刚刚起步，一套千尺豪宅不过几万港币；股市还在沉睡，汇丰银行的股票才十几块一股；制造业方兴未艾，随便搞个电子表厂就能发大财。
可是，赚了钱又怎样？
这一世，我要的不只是钱。
我要的是改变——改变一些人的命运，改变一些地方的面貌，哪怕只是一点点。
更重要的是，我要守护一个人。
我从抽屉里拿出林雪晴的照片。那是去年在清华园拍的，她站在图书馆前，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笑得阳光灿烂。照片背面是她娟秀的字迹：“愿为星火，照亮一方。”
“雪晴，我会做到的。”我轻声说，“不仅照亮一方，还要温暖一片。”
窗外的天空，开始泛出鱼肚白。
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抗旱斗争还在继续，但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根据气象预报，八月初将有一场降雨，虽然不能完全解除旱情，但能大大缓解。
我躺回床上，闭上眼睛。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站在韩家村的田埂上，四周是绿油油的庄稼。村民们围着我，脸上洋溢着笑容。远处，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向我走来，越走越近……
手机铃声把我吵醒了——哦，不对，1965年没有手机。是宿舍的电话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