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关羽、张飞三人以将军身份参知政事，成为了章武新朝“出将入相”国策的首批实践者，标志着帝国在人才运用上迈出了打破陈规的关键一步。然而，这三人在政事堂的表现，却很快显露出截然不同的适应性与特质。
张飞最为直率，也最为“煎熬”。让他冲锋陷阵、陷阵杀敌，他如鱼得水；可让他坐在那肃穆的政事堂内，听着荀彧、郭嘉等人引经据典，分析钱谷、刑名、典制等繁复政务，简直比受刑还难受。他努力瞪大眼睛听着，可那些文绉绉的词汇如同天书，常常是听着听着，眼神就开始发直，思绪早已飞到了校场之上。几次下来，他干脆破罐子破摔，在堂会上要么神游物外，要么干脆打起瞌睡，鼾声轻微却极具穿透力，让一旁的沮授忍不住皱眉，连郭嘉都有些忍俊不禁。
刘备看着自家三弟这般模样，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深知张飞的性子，强按牛头喝水终究不是办法。反复思量后，他采取了变通之策。一道诏令下达，擢升张飞为中领军，不再参与政事堂日常议政，转而负责统领驻守邺城的青龙、玄蛇二军，总领宫禁及京城部分卫戍。如此一来，张飞算是彻底解脱，欢天喜地地回到了他熟悉的军营，整日与关平、王门切磋武艺，操练兵马，干劲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张飞，虽依旧性如烈火，但在治军方面却与早年大不相同。受昔日同僚、以严谨着称的张合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而自然沉淀，他虽仍会因士兵训练懈怠而暴怒，却再也未曾对普通士卒动辄打骂。取而代之的，是校场边上立起的几根粗壮木桩。每当张飞怒气上涌，便提着他那杆玄蛇吞日矛，对着木桩一顿狂风暴雨般的输出，直打得木屑纷飞，桩体上满是深痕与裂纹。寻常士兵们远远看着那惨不忍睹的木桩，无不心生凛然，训练起来更是加倍卖力，唯恐成为将军下一个发泄的对象。这种“指桑骂槐”式的威慑，效果竟出奇的好。
相较于张飞的“逃离”，关羽则显得沉稳而认真。他深知自身长于军略而短于政事，故而秉持着“多听、多看、少言”的原则。每次政事堂会议，他都正襟危坐，丹凤眼微眯，仔细聆听着每一位大臣的发言，尤其是荀彧、曹操等人的分析。他虽不轻易表态，但偶尔就某些与军事相关或涉及地方治理的问题提出疑问时，往往能切中要害，显示出其并非全然不通政务，只是在积累和学习阶段。刘备对他这种踏实的态度颇为赞许。
而三人之中，最快展现出非凡政治才能和敏锐嗅觉的，无疑是曹操。他仿佛天生就属于这权力的中枢，进入政事堂不久，便迅速把握了朝廷当前面临的几个核心议题，尤其是关乎国本的土地与赋税问题。
一日，政事堂正在讨论如何巩固“度田检籍”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赋税征收办法。此前，荀彧、国渊等人主导的思路，倾向于将清查出来的大量土地收归国有，设为“官田”，然后招募流民或无地农民进行耕种，收取固定的田租，类似于军队实行的“军屯”制度在民间的推广。
曹操仔细聆听了众人的方案，沉吟片刻，缓缓开口：“文若、子尼之策，于战后安抚流亡、快速恢复生产，确有奇效。然，操有一虑，不知当讲不当讲。”
众人的目光聚焦到他身上。刘备颔首示意：“孟德但讲无妨。”
曹操目光扫过在场诸人，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穿透力：“军屯之制，乃战时之法，士卒别无恒产，仰食于官，故可行之。然天下百姓则不同。如今度田检籍，使大量佃农、荫户脱离世家桎梏，初得喘息，感念朝廷恩德，或愿为官家种地纳粮。此乃‘报恩’之心也。”
他话锋一转，声音沉凝：“然，此心可持于一时，岂能持于一世？更遑论子孙后代？人皆有恒产，方有恒心。若使其终年劳作于非其所有之土地上，春耕秋收，果实大半归于官仓，自身仅得糊口之资，长此以往，其辛勤之心必怠，繁衍之愿必减。待到其子、其孙，未曾经历离乱之苦，只觉生来便为官家佃户，心中可还有那份‘报恩’之念？届时，只怕惰农丛生，田地荒芜，官仓亦难以为继。谁会真心实意，在那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倾注全部心血与希望？”
一番话，如同惊雷，在政事堂内炸响。荀彧捻须的手顿住了，眉头微蹙，陷入深思。国渊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发现曹操所言，直指人性根本，竟难以辩驳。枣祗等人也面面相觑，堂内一时陷入了沉寂。他们之前更多考虑的是行政效率和国家控制力，却忽略了民众长期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核心要素。
曹操见状，继续道：“故而，操以为，不若因势利导。既已度田，明晰了土地数目，何不将大部分土地，直接授予百姓，使其成为‘占田’，拥有使用权乃至传承之权？朝廷则按田亩收取定额赋税。如此，民有恒产，则必爱惜土地，勤力耕作，以求温饱乃至盈余。国家税基方能稳固长久，远胜于直接管理无数官田之繁琐与低效。此策，正可与度田检籍之令完美承接。”
沉默良久，荀彧终于长叹一声，向着曹操微微拱手：“孟德公高见，彧……受教了。确是思虑不周，只见其利，未见其远弊。” 他转向刘备，“陛下，曹公所言，实乃固本安民之长策。使民有恒产，方能激发其力，藏富于民，则国用不竭。”
国渊等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刘备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抚掌道：“善！大善！孟德此议，深得朕心！便依此方向，详细拟定条陈！”
接下来的日子里，政事堂围绕曹操提出的核心原则，展开了热烈而细致的讨论。在荀彧、国渊、枣祗、王烈等精通经济民生的重臣反复磋商、完善下，一套详尽而系统的土地与赋税制度逐渐成型。
首先，明确了土地性质。将度田检籍清查出来的无主、罚没及部分公有土地，固化为“官田”。但同时，承认并规范私人占有的土地。
其次，规定了严格的占田限额。
对于平民： 丁男占田不得超过70亩，丁女30亩；次丁男30亩，次丁女20亩。作为国家授田，实际授予标准为：丁男50亩，丁女20亩，次丁不授田。无论占田还是授田，一律按实际耕种面积课税，税率定为“十税一”。
对于官员： 为防止新的土地兼并，依据品级严格限定占田数额，从九品500亩至一品2500亩，逐级递增。并明确规定“官员不得荫客”，即不能庇护人口逃避国家赋役，只能雇佣佃农耕种。官员占田，超出限额部分，将课以重税，高达“十税九”，使其无利可图，从而抑制兼并。
最后，定义了“荒田”概念及开垦政策。官田以外的可垦未垦之地，称为“荒田”。允许民众开垦，但同样纳入占田限额管理。开垦荒田超出自身占田限额五成以内，课税“十税三”；超出十成以内，课税“十税五”；超出十成以上，则与官员超占一样，课以“十税九”的重税，以此鼓励合理开垦，同时防止豪强借开荒之名行兼并之实。
这套融合了占田、限田、授田、阶梯税率等多种手段的复杂制度，被命名为《占田课税令》。
在益州、荆州、扬州三州的度田检籍工作初步完成后，章武十一年的秋季，这道关乎帝国根基的政令，伴随着金黄的麦浪和沉甸甸的稻穗，正式颁布天下。
诏书由快马传檄各州郡，乡亭里聚的胥吏们敲着锣，向聚拢来的百姓大声宣读着新的田制和税则。当听到“丁男占田七十亩”、“授田五十亩”、“十税一”等字眼时，许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眼中，第一次闪烁出真正属于“希望”的光芒。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而辛勤耕耘。
新的章程，如同秋日播种下的麦种，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埋下，静待着来年，乃至千秋万世的生根发芽，庇佑着这个崭新的王朝，走向未知而充满生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