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功元年初秋，华胥国天枢城，元首官邸议政院。
时序与万里之外的神都洛阳同步，亦是秋意渐浓。然而，隔着浩瀚重洋与迥异的地理，此间的秋日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天枢城坐落于天然良港环抱的半岛之上，海风常年吹拂，即便是秋季，空气中也带着清润的咸味与草木芬芳，而非内陆的肃杀干燥。
议政院所在的建筑群依山面海而建，多为坚固的石木结构，线条简洁而实用，穹顶高阔以利通风采光，巨大的玻璃窗将碧海蓝天与城内井然有序的街景框成流动的画幅。院内没有香炉龙涎，唯有书籍、海图、沙盘与各种机械模型散发出的独特气息，混合着窗外飘来的淡淡花香与海风。
午后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在光洁的木质长桌上投下明亮温暖的光斑。室内坐着几人：元首代理人李恪居于主位，一身深青色常服，气度沉稳；左侧是司法首席李贤，穿着代表司法体系的藏青色制服，坐姿端正，面前摊开着笔记；右侧是监察总长李弘，同样身着制服，神色专注；军事院副首席冷月亦在座，她身姿挺拔，眼神沉静，负责听取可能与外事、安全相关的分析。
长桌中央，放着一份刚刚由墨羽最高等级信使跨海送达、译解完毕的情报汇总。封皮上以朱笔标注着事件核心：“武周酷吏来俊臣覆灭全录（含西市刑场详情、武曌朝堂表态及各方反应）”。
李恪首先开口，声音平和：“诸位，墨羽中原网络急报。武周那头持续一年多的‘刀锋清理’，终于到了最具象征性的一步。来俊臣，死了。”他示意众人可以翻阅面前的情报抄件。
室内响起轻微的纸张翻动声。李贤阅读的速度最快，他的目光迅速扫过那些冷静客观却细节惊人的文字：来俊臣的野心膨胀与自比石勒，卫遂忠的背叛告密，武曌与宰相的御苑对答，西市刑场那场暴雨中的疯狂复仇，以及最后朝会上武曌与姚崇那番极具政治意味的对话……
良久，李贤第一个放下抄件，抬起眼，那双经过多年法学熏陶、洞悉人性与制度关联的眼睛里，闪烁着理性批判的光芒。
“一个典型的、人治体系下权力毒瘤的‘完整生命周期’报告。”他的声音清晰，带着司法者特有的审慎与精准，“从被最高权力者因‘有用’（清除异己、巩固统治）而创造、纵容，到因权力不受制约而无限膨胀、异化，产生独立的野心甚至反噬意图，最终因触及更核心的权力集团利益、同时其存在本身已成为统治负资产而被无情抛弃、彻底毁灭。”
他拿起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划出几个关键词：“工具性，无制约，异化，反噬，清理。”
“来俊臣本人，是这种病理的集中体现。”李贤继续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深切的警示意味，“他编纂《罗织经》，将国家司法中最核心的侦查、审讯、定罪权力，异化为纯粹服务于个人或派系目的、可以按固定‘流程’批量制造罪案的技术手册。这本质上是将‘公器’彻底‘私用化’、‘工具化’。在武周那种皇权绝对至上、缺乏有效分权制衡的体系中，这种‘工具’一旦被握在足够聪明又毫无底线的人手中，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它不仅吞噬无辜者，最终也会尝试吞噬它的制造者和其他权力者——因为它遵循的逻辑是自身权力的无限扩张，而非任何公正或公益。”
李弘接过话头，他的视角更多从监察与权力制衡出发：“此案于监察意义而言，教训尤为深刻。来俊臣的官职，御史中丞，本属风宪耳目，负有监察百官、肃清吏治之责。然而，当其监察权力毫无边界、且只向最高一人负责时，它便从国家的‘免疫系统’，异化为最致命的‘癌细胞’。它可以凭空制造‘病灶’（罪名），然后以‘治疗’（审讯惩处）之名行吞噬之实。华胥监察院设立之初，元首与公孙先生等人便反复强调‘监察者亦需被监察’，我院任何重大调查，必须受司法院程序监督、受元首府及万民议事院最终审议，便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绝对监察权’孕育的怪物。”
冷月微微颔首，从实务角度补充：“墨羽情报显示，来俊臣的覆灭，直接导火索是他试图罗织皇嗣、庐陵王及武氏诸王。这恰恰印证了李贤首席所言‘反噬’——当‘工具’开始威胁到权力结构本身的支柱时，抛弃便成为必然选择。即便没有卫遂忠告密，武曌或武氏集团也迟早会寻机将其铲除。这种统治模式，依赖的是不断制造可控的‘工具’与‘敌人’，其内部消耗巨大，且极度脆弱。一旦‘工具’失控或‘敌人’消失（或不够用），体系就会陷入混乱或需要寻找新的目标。”
李恪静静听着众人的分析，手指在光洁的桌面上轻轻敲击，这是他在深思时的习惯动作。待大家告一段落，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富有总结性：
“诸位所言，皆切中要害。来俊臣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旧文明权力逻辑的绝佳剖面。在这种逻辑下，人，常常被简化为两种身份：‘有用的工具’或‘需要清除的障碍’。法律、制度、官职，都围绕着维护最高权力核心的稳固而运转，随时可以被扭曲、被利用。‘工具’的价值，取决于其当下的‘有用性’，一旦‘无用’或‘有害’，便无情废弃。这造就了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们的兴起与覆灭，也造就了无数忠良含冤、朝野恐怖的时代。”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巨大的、绘制着华胥十州及已知海域的墙壁前，目光深邃。
“我们远渡重洋，筚路蓝缕，建立华胥，所追求的，正是要跳出这种循环。”李恪转过身，看向在座的同僚，语气坚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将‘人’本身——其权利、其尊严、其发展——置于核心的文明。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所有人和权力都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则；官员不是某个人的‘工具’，而是公共服务者，其权力来源于制度授予，并受制度严格约束；领袖亦非可以随意制造、使用、丢弃‘工具’的绝对主宰，而是制度的执行者与守护者，其权力有边界，任期有期限，决策需受监督。”
他走回桌边，手指点在那份情报上：“来俊臣的《罗织经》再‘精妙’，也只是服务于恐怖与人治的‘技术’。而我们的《华胥根本法》、诸般律例、监察条例、议事规则，或许繁琐，或许需要不断争论完善，但它们服务的，是公义，是秩序，是长久的安宁与繁荣。我们或许没有一条‘快刀’能像来俊臣那样迅速‘解决’问题，但我们有整套制度去预防问题，去公正地解决问题，去避免任何人成为下一个‘工具’或‘障碍’。”
李贤眼中露出赞同与深思的光芒：“代理人所言极是。来俊臣的兴亡史，实为一部生动的‘权力工具论’反面教材。它警示我们，任何不受监督的权力，任何仅服务于个人或短暂政治目的‘工具’，无论其初始多么‘有用’，其本质都是易腐坏的，其‘保质期’注定短暂且充满风险。唯有将权力纳入公正、透明、受制衡的制度框架，赋予其服务公益、保障民生的永恒目的，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才能真正避免‘人’被异化。”
李弘道：“应将此案例，连同之前契丹之乱中武氏子弟无能、王孝杰忠勇殉国却难挽狂澜等事例，系统整理，编入高级政务学堂、司法学院及监察院内部培训的必读案例集。让我华胥的 future 执政者、执法者、监察者们，时刻不忘旧世界的教训，警醒自身，巩固我们得来不易的制度基石。”
冷月也点头：“墨羽外事网络也会持续关注武曌此次清理酷吏后的政策动向。姚崇的谏言被采纳，狄仁杰地位稳固，或许意味着武周在巨大内外压力下，会有一段时间转向相对务实、缓和的统治策略。这对我们通过‘粟珍阁’等渠道施加良性影响、维系贸易与信息往来，或许是一个窗口期。”
“可。”李恪最终裁定，“此事由李弘总长牵头，李贤首席协助，会同教学部公孙先生，尽快编撰成册。重点剖析其制度根源、人性异化过程及最终反噬后果，与我华胥相应制度设计进行对比阐述。此外，”他看向冷月，“知会外事院陆明远首席与珊瑚首席，加强对武周政局后续研判，尤其是狄仁杰、姚崇等务实派动向，审慎把握交往分寸。”
议政结束，众人领命而去。李贤回到自己在司法院的办公室，窗外正对着一片小小的庭院，秋菊初绽，宁静祥和。他再次翻开笔记本，看着那些关于来俊臣的笔记，沉思片刻，提笔在末尾写下：
“案鉴：来俊臣之死，非一酷吏之终，实乃旧式人治‘工具逻辑’一次惨烈的自我演示。其兴也勃，倚皇权之需；其亡也忽，因皇权之弃。法律沦为技术，人性扭曲成魔，公义让位于需。华胥立国，当永以此为戒：法治不彰，则人皆为潜在之‘工具’或‘囚徒’；制度不固，则盛世不过下一次‘清理’前之喘息。吾辈执掌司法，当如履薄冰，守护程序正义之堤坝，使任何权力，皆无法泛滥成灾。”
笔尖停顿，他望向窗外碧蓝如洗的天空与远方隐约的海平线。万里之外，神都的暴雨、鲜血、怒吼与那枚沉默的墨玉，都已沉淀为历史；而在此处，关于文明另一种可能性的思考与实践，正在阳光下，继续沉着而坚定地展开。两个世界，两种路径，在历史的洪流中背向而行，越走越远，唯有那最初关于“守护”的约定，在时光的冲刷下，显露出截然不同、乃至针锋相对的内涵与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