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的李晓明站在老房子阁楼的昏黄灯光下，灰尘在光柱中缓缓飞舞。母亲上个月打来电话，说老房子要拆迁了，让他回来把阁楼里的东西收拾一下。他请了年假，回到这座已经有些陌生的小城。
阁楼里堆满了年代久远的杂物：父亲的老式工具箱，母亲当年的缝纫机，还有他从小到大用过的课本、作业本、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角落那个樟木箱子，是他高中毕业后亲手封存的，上面还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李晓明的时间胶囊——1999年7月封存”。
他蹲下身，拂去箱子上的灰尘。封条早已失去粘性，轻轻一掀就开了。箱子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宝贝，只有些现在看来幼稚可笑的东西：几本翻烂的武侠小说，一摞NbA球星卡，一个锈迹斑斑的望远镜，还有——那个铁皮糖果盒。
他拿起糖果盒，在手中掂了掂。比记忆中轻了许多。打开锁扣，里面果然空了大半，只剩下他上次在办公室看到的那几样东西。但当他准备合上盖子时，手指触到了盒底一处不寻常的凹凸。
翻转盒子，他发现盒底竟然有个夹层。很巧妙的设计，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用指甲抠开边缘，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滑了出来。
纸已经黄得厉害，边缘有细密的裂纹。他小心翼翼展开，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是他自己的字，十八岁时的字，比现在更工整，也更稚嫩。
“1998年6月15日。今天阿杰又帮我打了一架。”
开篇第一句，就让他怔住了。他继续往下读。
“放学后，四班那几个人又在校门口堵我，说我看他们班女生的眼神不对。其实我根本没看，是他们故意找茬。阿杰本来已经骑车走了，看见我被围住，二话不说就调头回来，把车一扔就冲过来了。
那三个人，阿杰一个人全接下了。他打架真狠，跟不要命似的。最后对方跑了，阿杰眼角裂了道口子，血一直流。我带他去诊所缝针，他一路还笑着说‘这下更像古惑仔了’。
缝针的时候他疼得龇牙咧嘴，但没吭一声。医生说他运气好，伤口再偏一点就伤到眼睛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他说：‘你是我兄弟，我不帮你谁帮你？’
其实我知道，那几个人是因为上周篮球赛输给我们班，才来找我撒气的。阿杰本来可以不掺和的。
回家的路上，他说他爸又喝醉了，把他妈攒的买菜钱偷去买酒了。他说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好像说的是别人家的事。我说要不你来我家吃饭吧，他摇摇头，说要去游戏厅打零工，今晚的工钱还没结。
有时候我觉得，阿杰活得比我累多了。但他从来不抱怨，总是笑呵呵的。他说等他考上大学去了北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也想去北京。我们说好了，要考同一所大学，继续当兄弟。
希望真能这样。”
信到这里结束了。李晓明坐在阁楼布满灰尘的地板上，久久没有动弹。记忆的闸门被这段文字轰然冲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一帧一帧重新浮现。
1997年，他们刚上高一。九月的阳光还很炽烈，新生军训，李晓明站在队列里，因为中暑眼前发黑。教官严厉，不允许任何人中途退出。是站在他旁边的阿杰，突然举手大声报告：“教官，他不行了！”然后不由分说架起他就往树荫下走。
“撑不住就说啊，傻站着等晕倒啊？”阿杰把他按在树下，从自己水壶里倒出水，拍在他额头上。那是他们第一次说话。
后来分班，两人都在七班。李晓明数学好，阿杰语文强，两个人自然而然地成了互补的搭档。阿杰会帮李晓明写那些让他头疼的作文，李晓明则负责给阿杰讲永远弄不明白的函数题。
高二那年冬天，李晓明的父亲出差，母亲回娘家照顾生病的外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半夜突发高烧，他迷迷糊糊地给阿杰家打了个电话——那时候阿杰家是整条巷子里少数装电话的。十五分钟后，阿杰就翻墙进了他家院子，背起他就往医院跑。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阿杰背着他跑了两公里，到医院时棉袄都湿透了。急诊室的医生说再晚点可能就转肺炎了。那晚阿杰在医院陪了他一整夜，天亮才打电话通知他父母。
“你救了我一命。”后来李晓明说。
阿杰摆摆手：“说这些干啥，是兄弟就该做的。”
但阿杰从来不说自己的难处。李晓明是后来才知道，阿杰的父亲是酒鬼，喝醉了就打人，母亲在菜市场摆摊，家里经常揭不开锅。阿杰从初中就开始打零工，游戏厅守夜、饭店端盘子、暑假去工地搬砖，什么都干。
有一次，李晓明去游戏厅找阿杰，看见他被几个混混围在柜台里。那些人要“借”钱，阿杰不肯，他们就推搡他，把游戏币撒了一地。阿杰蹲下去捡，他们就踩他的手。
李晓明想冲进去，被阿杰用眼神制止了。他看见阿杰抬起头，对那些人笑着说：“哥几个要玩游戏是吧？今天我请客，玩够为止。”
那笑容很卑微，很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了。
等人走了，李晓明才进去。阿杰的手背被踩得通红，还有些破皮。但他毫不在意，一边收拾一边说：“这种人，不能硬刚。给点小甜头打发了就行。”
“他们经常来？”
“常客了。”阿杰轻描淡写，“这条街都这样。对了，你来找我有事？”
李晓明本来是想问他一道物理题，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说：“没事，就路过，来看看你。”
那天晚上，李晓明请阿杰去吃了牛肉面。加肉加蛋，热气腾腾的两大碗。阿杰吃得很香，把汤都喝光了。结账时，阿杰执意要AA，李晓明硬是抢着付了。
“下次我请。”阿杰说。
“好。”
可他们都知道，没有下次了。阿杰永远会把每一分钱算计着花，不会请人吃十几块钱一碗的牛肉面。
高三上学期，事情开始起变化。李晓明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那次数学竞赛之后。
市里的高中数学竞赛，李晓明拿了一等奖，阿杰连初赛都没过。颁奖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校长亲自给一等奖的学生颁奖、合影。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李晓明在台上看见了台下的阿杰。阿杰在鼓掌，笑得很开心，但眼神有些复杂。
那天放学，阿杰没有像往常一样等他一起走。李晓明在车棚等到天黑，也没等到人。后来才知道，阿杰那天去见了父亲介绍的一个“朋友”，据说能帮忙安排工作，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
“我没打算用这个后路。”阿杰后来解释说，“就是去看看，应付一下我爸。”
但李晓明能感觉到，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阿杰开始更频繁地提起“出路”、“前途”这些词，开始更在意每次模拟考的成绩排名，开始打听各个大学的录取线和就业情况。
而这一切的转折点，是那个下午。
1998年12月，高三上学期的期末。李晓明去办公室交作业，无意中听见数学老师和班主任在谈话。
“李晓明这孩子，是块料子。”数学老师说，“就是性格太内向，不够自信。我打算下学期重点带带他，看看能不能冲一冲省级竞赛。”
“他家庭条件一般，但父母都是老实人，很支持他读书。”班主任说，“对了，林浩呢？那孩子也挺聪明，就是心思有点活。”
“林浩啊……”数学老师顿了顿，“聪明是聪明，但基础不够扎实，而且……怎么说呢，功利心有点重。上次我让他帮忙整理竞赛资料，他偷偷把几份往届真题复印了拿回家，被我发现还撒谎说是借去看两天。”
“这孩子……家里压力大吧。他爸在厂里，效益不好，他妈没工作。”
“压力大也不能这样啊。学习的事，得踏踏实实。”
李晓明悄悄退出了办公室。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阿杰这些。最后他选择了沉默。也许阿杰已经知道了，也许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话由他说出来，都会伤感情。
但他没想到，阿杰其实就在办公室门外。
第二天课间，阿杰问他：“你昨天去办公室，听到什么了？”
李晓明心里一紧：“没……没听到什么啊。”
“我听见了。”阿杰看着他的眼睛，“数学老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阿杰，老师他……”
“我知道。”阿杰打断他，笑了笑，但那笑容很勉强，“老师说得对，我基础是不如你，功利心也重。没办法，我家的情况你知道，我输不起。”
“你不会输的。”李晓明急忙说，“我们一起努力，肯定都能考上好大学。”
“希望吧。”阿杰望向窗外，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对了，听说下学期有个省级三好学生的推荐名额，高考能加分。”
李晓明这才知道，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阁楼的窗户透进夕阳的余晖，光线斜斜地照在李晓明手中的信纸上。他小心翼翼地重新折好信纸，放回铁皮盒的夹层里。
原来，背叛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像一棵树，早就埋下了种子，在黑暗的土壤里悄悄生根、发芽，等到破土而出时，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让人以为那是一夜之间的事。
他站起身，腿有些麻。环顾这个即将消失的阁楼，这个封存了他整个青春的地方。母亲在楼下喊他吃饭，声音隔着楼板传来，闷闷的。
“来了！”他应了一声。
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铁皮盒，他没有带走它，而是重新放回了樟木箱里，合上了箱盖。有些东西，就让它永远封存在这里吧。连同那个夏天的阳光，那碗牛肉面的热气，那些真诚的“是兄弟就该做的”的誓言，还有后来所有的伤害与背叛。
都留在这里好了。
他走下阁楼，木楼梯吱呀作响。母亲在厨房炒菜，香味飘满整个屋子。父亲在客厅看新闻联播，音量开得很大。一切都和二十年前一样，又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收拾完了？”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吃饭了。做了你爱吃的红烧鱼。”
“好。”
他坐在餐桌前，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看着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容，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
“怎么了？”母亲问。
“没什么。”他低头扒饭，“就是觉得……能回家吃饭真好。”
母亲笑了，往他碗里夹了块鱼：“傻孩子，想吃妈做的饭就常回来。以后老房子拆了，搬了新家，妈还给你做。”
父亲也难得地笑了笑，给他倒了杯啤酒。
窗外，小城的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次第亮起。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遥远，像是从另一个时代传来的回音。
李晓明举起酒杯，在心里默默地说：敬那个夏天，敬那碗牛肉面，敬那些真实存在过的兄弟情谊。也敬后来的背叛，敬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敬终于能够平静回望这一切的，三十五岁的自己。
酒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
像青春破碎的声音，也像与过去和解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