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秋风，吹黄了瓦盆村的田野。
家道的中落，王富贵不再是那个前呼后拥的“富家少爷”，村里的年轻人，如今追随的是能带着他们挣钱的吴老虎，或是敬佩着坚守手艺的赵铁蛋。他王富贵，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存在。
巨大的落差，没有击垮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反而激起了他骨子里遗传自他父亲的那股不甘平庸的折腾劲儿。他变卖了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那台“长虹”彩电和录像机，凑了几千块钱，做出了一个比他父亲当年“下海”还要大胆的决定。
他在镇上，租下了一间临街的铺面，开了一家“飞宇网吧”。
“网吧”这个词，在1998年的瓦盆村，甚至在整个乡镇，都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王富贵是听一个从北京回来的远房亲戚说起的，说城里的年轻人都疯玩一种叫“电脑”的东西，可以在一个叫“网络”的虚拟世界里，跟天南地北的人聊天、玩游戏。
他凭着一股破釜沉舟的狠劲，用东拼西凑来的钱，从市里的电脑城里拉回来了五台笨重的、配着“大屁股”显示器的“586”电脑。在刺耳的“拨号”声中，他将一根细细的电话线，接入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
“飞宇网吧”开业那天，没有鞭炮，也没有庆贺。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迅速成为了全镇年轻人的“圣地”。那些刚刚接触到电脑的孩子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沉迷于一个叫“oIcq”的聊天软件，和一个叫《红色警戒》的游戏里。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建立基地，指挥坦克，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成为“战友”。
王富贵，这个在现实世界里失意的青年，在网络世界里，重新找回了他的“王权”。他不再是“王采购”的儿子，而是所有来上网的孩子口中的“网管”和“富贵哥”。他熟练地在几台电脑间穿梭，处理着死机、重启、收费等各种问题。他染了一头当时最流行的、半黄不紫的头发，嘴里总是叼着烟，神情里带着几分过来人的沧桑和掌控一切的自得。
他成了新一代孩子们眼中，最酷、最神秘的偶像。他所代表的，不再是父辈那种基于“单位”和“身份”的权威，而是一种基于“信息”和“技术”的、全新的权威。
就在王富贵用一根电话线，将瓦盆村的年轻人带入虚拟世界的同时，另一位曾经为村庄带来外部世界信息的人，却在经历着一场痛苦的“回归”。
黄明远老师，病倒了。
常年的粉笔灰和清贫的生活，让他的肺落下了病根。在一次咳血之后，他远在省城的家人，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将他接回了城市，住进了窗明几净的省立医院。
起初，黄明远是心怀愧疚和期待的。他愧疚于离开了那些需要他的孩子们，也期待着能重新融入这个他阔别了近二十年的城市。
然而，当他真正躺在洁白的病床上，每天面对着彬彬有礼却表情淡漠的医生护士时，比疾病更磨人的孤独感，将他紧紧包围。
城市的变化太大了。街道变宽了，楼房变高了，连人们说话的语速都变快了。他记忆中那些熟悉的街巷、小吃店、老邻居，都消失在了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他的哥哥姐姐们，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他们会准时送来昂贵的营养品，会为他安排最好的医生，但他们坐不了十分钟，就会有bp机或手机响起，然后行色匆匆地离去。
他们会聊股票，聊房价，聊孩子的升学，却没人会问起瓦盆村的麦子熟了没有，瓦器厂的窑火旺不旺。
有一次，他想跟侄子聊聊瓦盆村的历史，聊聊林福来正在做的“口述史”记录。那个穿着名牌运动鞋的、正在读高中的侄子，只是不耐烦地摆弄着手里的“随身听”，敷衍地回了一句：“叔，那些土掉渣的东西，有啥好聊的？”
那一刻，黄明远忽然明白了。他虽然回到了物理上的“家”，但他的精神，早已回不去了。他的根，已经在瓦盆村那片贫瘠却充满人情味的土地上，扎得太深太深了。
他怀念清晨的鸡鸣和傍晚的炊烟；他怀念孩子们在课堂上渴求知识的眼睛；他怀念和张德旺下棋、和刘三奶讨教草药、和林福来彻夜长谈的日子；他甚至怀念吴老虎的咋咋呼呼和赵铁蛋那令人心安的沉默。
他发现，自己早已不是一个城里人，也不再是一个“知青”。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瓦盆村的乡村教师。
在医院住了三个月，身体刚刚好转，他便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固执地收拾了行李。
“我的病，只有回到瓦盆村，才能好。”他平静地对无法理解他的亲人说。
在一个深秋的清晨，当黄明远老师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再次出现在瓦盆村的村口时，迎接他的，是全村孩子们的欢呼，和一张张朴实而真诚的笑脸。
他看着不远处瓦器厂升起的袅袅炊烟，闻着空气中熟悉的、混杂着泥土和草木气息的味道，长长地、满足地舒了一口气。
他回来了。回到了这个他曾经想要逃离，却最终成为他灵魂归宿的地方。
那个冬天，黄明远老师的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他把家人给他的疗养费，全部拿了出来，和林福来一起，为那些珍贵的口述史录音带和笔记，在村委会腾出的一间小屋里，建立了一个简陋的“瓦盆村村史资料室”。
在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冬天，瓦盆村的两个“异乡人”——一个从城市归来，一个沉浸在过去，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村庄正在被时代洪流冲刷的、最宝贵的记忆。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在镇上的网吧里，用一根网线，为村庄的未来，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新世界的大门。
岔路口，已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