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沉得像压在胸口的石头。龙王庙外，风从林间穿过，带起几片枯叶，在门槛前打了个旋，又落了下去。
门被轻轻推开。
第一个进来的是个穿旧军装的男人，肩头磨出了毛边，脸上有道斜疤。他站在门口，左右看了看，没说话。陈远山迎上去，伸手握住他的手腕：“你是老七旅的李旅长吧？久等了。”
那人愣了一下，随即点头：“你认得我？”
“长城口子上，你带着一个连守了三天，打退日军五次冲锋。我怎么会不认得。”
第二个人是骑马来的，披着蓑衣，帽檐压得很低。他是西北军出身，曾在喜峰口夜袭日军营地，亲手砍下三颗人头。陈远山上前扶他下马，只说了一句：“那一晚的刀光，我一直记得。”
接着进来的三人穿着不同制式的军服，有的袖口撕了补丁，有的腰带上缠着麻绳。他们是东北军旧部，九一八后一路南撤，从未缴械。其中一人进门时腿脚不便，拄着一根木棍。陈远山亲自搀他坐下，低声问：“热河那场雪，是不是特别冷？”
那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眶忽然红了。
最后两人是从川南和滇西赶来的，走了整整八天山路。他们身上还带着湿气，衣服贴在背上。陈远山递上干布，什么也没问，只说：“你们能来，就是兄弟。”
七个人围坐在正殿中央的长桌旁。桌上点着两支蜡烛，火苗不大，但足够照亮每一张脸。没人说话，空气里只有木柴偶尔爆裂的声音。
陈远山站起身，走到墙边，取下一张地图。上面用红笔标着几个据点，都是最近日军调动频繁的地方。他没展开地图，而是把它卷了起来，放回角落。
“今天我们不谈兵力，不谈防区。”他说，“我想讲几件事。”
所有人抬起头，看着他。
“河北有个村子，三十户人家。上个月，日军进村要粮。村里拿不出，就被逼着交人。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跳了井。她不是怕死，是不想让孩子落在日本人手里。”
他顿了顿，声音没有变，但更重了些。
“热河那边，有个老兵，左腿被炮弹炸断。他爬了三天，靠着吃草根、喝雪水，回到了自己的阵地。到的时候，人已经快不行了。可他还问：‘仗打得怎么样了？’”
烛光照在他脸上，额头有些发亮。
“还有一个少年，十七岁，东北人。家里被烧了，父母失踪。他把家书点着了，当着全队的面说：‘从今天起，我没有家了。中国在哪，我就在哪。’”
说到这儿，他停了下来，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这些人，没读过多少书，不知道什么叫大道理。可他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桌子对面，那个东北军将领的手慢慢握紧了拳头。
“我们这些人，穿这身军装，不是为了升官，不是为了发财。我们是在替那些死掉的人活着，替那些还在受苦的老百姓扛枪。”
他的声音抬高了。
“我知道你们都吃过亏。有人被贬，有人被调离，有人打了胜仗反而背黑锅。可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为什么没扔下枪回家？”
没人回答，但有人低下了头。
“因为我们心里清楚——只要我们还在，日本人就不敢太放肆！哪怕只剩一支枪，一个人，也得让他们知道，中国不会亡！”
他猛地一掌拍在桌上，蜡烛晃了一下。
“现在外面有人说我们结党，说我们图谋不轨。好啊，那就让他们说去！我们的确要‘结党’，结的是抗日救国的党！我们要‘营私’，营的是四万万同胞的生路！”
那个拄拐的东北军将领突然站起来，声音发颤：“我部现有三千一百二十七人，武器不全，弹药不足。但我向你保证——只要我在一天，绝不后退一步！”
话音刚落，第二个将领也站了起来：“我部驻守燕山隘口，地势险要。若需设伏、断后，请随时下令！”
第三个、第四个……一个个站起身，有的拍胸，有的举手，有的只是用力点头。
“我愿率部协同作战！”
“听从统一调度！”
“人在阵地在！”
陈远山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的呼吸有些急，额角渗出细汗，但眼神始终没有离开任何一个人。
“我不是要你们听我的命令。”他说，“我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不孤单。从前是一个人打，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打。一支部队挡不住，我们就十支部队上。一次打不过，就打十次。直到把他们打出中国为止！”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那个最早进来的李旅长缓缓举起右手，手掌张开，掌心朝外。
其他人跟着举起手。
七只手，伸在半空，像七把出鞘的刀。
“同生共死！”有人喊了一声。
“同生共死！”七个人齐声回应，声音撞在庙墙上，震得梁上的灰簌簌落下。
陈远山终于笑了。他抬起手，和每一人重重击掌。
“接下来，我们制定行动计划。”他说，“第一件事，共享情报。谁掌握日军动向，立刻通报。第二，划分协作区域，互为支援。第三，打通民间物资通道，让百姓能送粮送药。”
他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初步方案，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有人急着翻看。那个川军将领开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就开始。”陈远山说，“今晚会议记录由通信组加密传送，确保不留纸质痕迹。联络代号统一为‘春雷’，频率按昨日约定执行。”
滇军那位将领点头：“我回去就安排侦察小队，盯住通化方向的铁路线。”
“我负责联络冀东游击队。”另一人说，“他们熟悉地形，可以做向导。”
讨论逐渐展开，语气从激昂转为冷静，话题从誓言转向具体部署。有人拿出随身携带的铅笔，在纸上画出行军路线；有人低声询问电台功率和续航时间；还有人提出需要统一口令和识别标志。
陈远山听着，不时点头，偶尔插话补充细节。
“夜间联络用短频脉冲信号，每次不超过三十秒。避免长时间发射暴露位置。”
“各部队撤离路线必须预留两条以上，一条主道，一条隐蔽小路。雨季前完成勘察。”
“伤员转移优先走山沟，避开大路。沿途设立三个接应点，由猎户和村民协助。”
说到这儿，他看向那个拄拐的将领：“你们那边的地形复杂，最容易设伏。如果日军主力北调，我们可以在这里打一场阻击战。”
对方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用力点头：“只要火力配合到位，我能拖住他们十二小时。”
“够了。”陈远山说，“十二小时，足够其他部队完成合围。”
屋里的气氛变了。刚才的热血仍在，但已被理智包裹。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不是喊口号，而是真刀真枪地干。
蜡烛烧到了底，火光闪了几下，终于熄灭。
外面有人轻敲门板。
“师长，外围岗哨报告，一切正常。”
“知道了。”陈远山应了一声，转头对众人说，“天快亮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一早分头行动。”
没人起身。
那个最早说话的东北军将领看着他，忽然问：“如果我们失败了呢？”
屋里一下子静了。
陈远山看着他，没有回避。
“会有人接着打。”他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火就不会灭。”
他从抽屉里取出半块铜牌，放在桌上。
“这是我多年前留下的信物。另一半，已经在寄给你们的路上。它不代表权力，也不代表指挥权。它只有一个意思——我们是一条路上的人。”
七个人默默看着那半块铜牌。
风吹开门缝，吹动了桌上的纸页。
陈远山拿起笔，翻开新的记录本。